新四军第五师与鄂豫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抗日斗争

　　新四军第五师是以湖北地区中共组织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为基础建立、以湖北地区为主要根据地的一支抗日军队。在武汉沦陷后的七年抗战中，新四军第五师孤悬敌后，抗击了15万日军和8万伪军，对日伪军作战1260次，歼灭日伪军43770人，主力部队发展到5万余人，创建了鄂豫边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了横跨鄂豫皖湘赣9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1300万人口，从战略上配合了华北、华东敌后战场，支持了国民党抗日部队在中原的正面战场，成为中原抗战的中流砥柱，为中华民族的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挺进鄂中

　　1939年1月，为汇集湖北地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建立一支集中统一的主力部队，创建中原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和中原局派李先念率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南下湖北，并将鄂豫边区党委领导力量逐渐抽调鄂中。李先念率部挺进鄂中前后，湖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内部出现严重危机，中共在武汉外围分散孤立的抗日武装有可能被国民党顽固派各个击破，刚刚兴起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将面临夭折的危险。6月上旬，李先念、陈少敏率部与鄂中区党委领导的应城县抗日游击队会合，随即在京山养马畈召开会议，整编和扩大鄂中抗日武装，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统一鄂中、豫南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领导，开始形成党在中原敌后地区的游击主力。养马畈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湖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以创建根据地、实施战略展开为中心的发展阶段。

　　（二）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成立

　　1939年下半年，湖北地区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由制造零星磨擦发展到组织较大规模的武装进攻，鄂东地区中共组织的力量受到严重摧残。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指示将豫南、鄂中、鄂东三地中共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统一起来，创建鄂豫边抗日根据地。11月中旬，朱理治、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等在应山与信阳、随县、桐柏交界的四望山，召集三地中共组织负责人会议，决定撤销鄂豫皖、鄂中、豫鄂边三个区党委，建立新的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统一领导豫南、鄂中、鄂东三地中共组织的工作及抗日武装。12月初，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在京山八字门成立，书记郑位三未到职，副书记陈少敏代理书记，军事部长李先念，组织部长杨学诚，宣传部长夏忠武，统战部长陶铸，民运部长吴祖贻，敌工部长程坦。1940年1月3日，鄂东、鄂中、豫南三地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委，刘少卿任参谋长，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纵队下辖5个团、3个总队，共9500余人。

　　（三）鄂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

　　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豫鄂挺进纵队相继成立以后，即根据中原局指示，高举抗日旗帜，积极向鄂中、汉水敌后作战略展开。新街两次对日作战告捷，汉阳蔡甸痛歼伪军获胜，伪军一个旅投诚反正，确立了新四军在武汉外围敌后抗战的阵地。新四军在鄂中军事斗争的胜利，为边区抗日政权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边区党委在边区普遍建立民选政权，对暂不具备民选条件的游击区，则建立两面政权或三面政权。同时，领导各地组建民兵自卫队，担负扩军支前、防奸反特、维护社会治安任务。军事斗争的胜利和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展开，使根据地日益巩固。到1941年初，鄂中抗日根据地的应城、安陆、应山、云梦、孝感、汉川、天门、随县建立了民选县政府，大部分地区为新四军所控制，成为新四军向鄂东、襄西、襄河、鄂南发展的战略基地。

　　（四）鄂东、襄西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就在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奋力抗击日伪、收复失地的时候，盘踞在鄂东的程汝怀部两万多地方游杂部队却肆无忌惮地屠杀新四军指战员和抗日群众。1940年上半年，豫鄂挺进纵队三次进军大、小悟山，三度往返平汉路两侧，打击程部嚣张气焰，在鄂东建立了数处立足点。边区党委和鄂东地委及时组织人员进入大、小悟山地区，发动群众，建成环绕大、小悟山中心区的数块游击根据地，鄂东抗日根据地形成统一局面。5月，日军集中十万兵力发动枣宜战役，为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豫鄂挺进纵队主力立即向西发展，开辟长江、汉水间的襄西根据地，牵制日军对正面战场的攻击。至年底，襄西根据地初具规模，成为中共在中原敌后开辟的又一抗日战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向西发展，使自己的活动范围由平汉路两侧较为狭小的地区，扩展到横跨平汉线、纵贯襄河的广大地区，开始从东、北、西三面实施对武汉日军实行战略包围的计划。

　　（五）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

　　1941年初，国民党当局在制造皖南事变的同时，在鄂豫边区划定鄂中、鄂东、襄西三个“清剿”区，调集8.8万兵力，分区“清剿”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叫嚣在4个月内全歼边区人民抗日武装，摧毁抗日民主根据地。面对严重的军事威胁，边区党委和挺进纵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设立四个作战指挥部，一方面便于正规兵团与地方武装分区作战，一方面便于集结主力协同配合。程汝怀部侵入陂安南根据地后，烧杀抢掠，气焰嚣张。挺进纵队以其为重点打击对象，集中主力迎头痛击，歼其2000余人，其他顽军慑于挺进纵队坚决有力的自卫还击，仓惶退出大、小悟山。挺进纵队完全恢复大小悟山地区后，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指挥中心也迁至这里。在反击国民党顽军的进攻中，边区党委和挺进纵队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统战工作的指示，使边区周围许多非国民党嫡系部队持消极观望态度，使少数顽固派陷于孤立，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

　　（六）新四军第五师建军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各战略区对国民党顽固派在军事上坚决自卫，在政治上针锋相对，并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原辖各部统一整编为7个师，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受命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1941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新四军各师领导人，李先念任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刘少卿任参谋长，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4月5日，新四军第五师组建完毕，李先念率全体将领通电就职。新四军第五师下辖十三、十四、十五三个旅、两个纵队、一个警卫团。十三旅旅长周志坚，政委方正平；十四旅旅长罗厚福，政委张体学；十五旅旅长王海山，政委周志刚。全师兵力达15300余人。4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新四军各师军政委员会名单，五师军政委员会由李先念、任质斌、刘少卿、陈少敏组成，李先念任书记。新四军第五师组建后，按照军部的要求，巩固队伍，提高素质，大力进行正规化建设。五师的建成，标志着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及其主力部队的建设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

　　（七）侏儒山战役

　　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武汉地区的日军抽兵增援华北和准备南进，各据点日军守备兵力减弱，伪军恐慌动摇。新四军第五师抓住战机，选择盘踞武汉西郊的伪军作为主要打击目标，发起侏儒山战役。侏儒山战役自1941年12月7日开始至1942年2月4日结束，对日伪作战14次，歼灭伪定国军第一师5000余人，击溃伪定国第二师1000余人，击溃日军数次增援，毙伤日军200多人。这次战役不仅解放了大片国土，形成西面对武汉的战略包围，同时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是新四军第五师成立以来规模最大、战果最丰的一次战役。

　　（八）新四军第五师的反“扫荡”斗争

　　新四军第五师成立后的两年多时间，是敌后人民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日军为确保其占领区的统治，大规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千方百计地限制、削弱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鄂豫边区军民团结一心，同仇敌忾，粉碎了日伪顽一次又一次的夹击阴谋。仅1942年5至12月，五师就战胜了国民党顽军12个正规师、4个保安团、11个游击纵队、5个独立游击支队的疯狂进攻，多次粉碎日伪军包括万人规模的连续“扫荡”。从1943年春开始，日伪军对鄂豫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更为频繁。为弥补兵力不足，日军将投降的国民党军改编为伪军，加强“扫荡”、“清乡”的机动力量，并成立伪湖北省清乡事务局。边区党委和五师师部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开展广泛艰苦的游击战争，连续粉碎日伪军的春季、夏季、秋季“扫荡”，表现出中华儿女不畏强暴、反抗侵略的伟大民族精神。

　　（九）鄂南、襄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新四军第五师组建后，除以主力坚持和保卫鄂中、鄂东、襄西基本根据地外，还根据全国抗战局势的变化，向长江、汉水以南扩大根据地，进行以战略包围武汉为目的对日攻势作战。1942年4月，日军发动浙赣战役，为配合国民党抗日军队作战，五师几次派遣部队南渡长江，积极向大幕山区和武汉近郊发展，在武汉以南地区争取了一块抗战阵地。正在鄂南抗日游击战争坚持发展的时候，日军进犯襄南，襄南失陷。五师立即派部队南渡襄河，打击日伪，发动群众，建立政权，逐渐向洪湖推进，创建以洪湖为中心的襄南抗日根据地。1943年11月，日军发动常德战役，五师挺进支队以襄南根据地为依托，南渡长江，在石首、公安、华容边界建立了一块游击根据地。至此，新四军第五师从四面完成了对武汉日军的战略包围，鄂豫边区所?地区扩大到51县，其中基本区14县，游击区37县，总人口突破1000万，30多个县建立了比较稳定的中共组织，主力和地方部队发展到4万人，为后来进行战略反攻积蓄了力量，开创了鄂豫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兴盛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