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庆祝建军90周年展览早期人民军队创建专题前，观众驻足 驻京记者柯立 摄
作者：长江日报记者蒋太旭 欧阳春艳
90年前，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确立武装斗争方针，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三大起义。此 外 ， 从1927 年 秋 到1928年井冈山会师前后，中国共产党还在全国12个省 140多个县先后领导和发动过100多次武装起义。起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冶，各路革命武装的组建为人民军队建设提供了组织基础。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拨正革命航向
7月24日，汉口八七会议会址 记者 胡冬冬 摄（实习生 许爽 柏雨妮）
位于江岸区鄱阳街139号的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陈列着几份会议记录，其中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记录尤为珍贵。正是在这次力挽狂澜的重要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著名思想。在发言记录上，原话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段话后来成为党创建、领导和掌握人民武装并进行斗争的行动口号”。市党史专家、武汉革命博物馆原馆长赵晓琳指出：毛泽东这一军事思想的最终形成和首次明确提出均在武汉。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毛泽东对于枪杆子——武装斗争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5月14日，毛泽东将农讲所学生武装200余人，派赴湖北麻城剿匪，取得了胜利。这次胜利坚定了他的“枪杆子”理论。
7月4日，毛泽东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针对武汉国民党中央日趋反动的情况，他提醒全党“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 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主张“上山”，认为“上山即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7 月上旬，他又和蔡和森谈及形势，并由蔡和森致信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及军部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枪杆子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已是十分重要且关乎全局的成败了。
46位开国将领在武汉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道路
2017年7月24日，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90年前毛泽东在此主持工作，重视学员的军事训练 记者胡冬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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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开国将领中，除了十大元帅十大将，还有7位上将、11位中将、8位少将曾于1926年至1927年在武汉风云际会。他们此后参加党领导的创建人民军队的武装起义，之后又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功勋卓著。”20日，武汉知名党史专家李婉霞告诉长江日报记者，“这46个年轻人，怀揣着救国理想与共产主义信念从武汉出发，最后都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柱石。”
李婉霞日前与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专家合作，梳理了1927年从武汉出发的官兵名单，他们发现，其中有46人最后都成为了开国将领，“他们当时非常年轻，绝大多数只有二三十岁，他们那种革命的青春激情，令人赞叹”。
根据这份名单，长江日报记者统计发现，1927年时，他们的平均年龄仅23岁。其中年龄最小的张树才刚刚13岁，年纪最大的朱德也不过41岁。
“张树才1927年夏与武昌纱厂20多个劳动童子团员一起参军，编入贺龙第20军教导团任战士，后来参加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和坚持井冈山斗争，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当年，有一批中共党员、团员和革命青年与张树才一样，在武汉穿上军装，只是普通一兵。”李婉霞介绍。
长江日报记者还注意到，除了朱德、刘伯承、贺龙、叶剑英、张云逸当时已经过了30岁，其余人都只是20岁出头。
在开国十大元帅十大将之中，粟裕是最为年轻的几人之一。从武汉奔赴南昌参加起义的时候，离他20岁生日还差几天。李婉霞说，与粟裕一样，当时很多年轻军事骨干都在武汉快速成长起来。
革命总是意味着牺牲。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李婉霞等专家还梳理出了一份从武汉出发，然后分别在三大起义、各地武装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共产党军事骨干名单，共有49人。
“这些军事骨干中，有13人从武汉出发后，就在三大起义和各地武装起义中牺牲了。”李婉霞说。
1927年任第24师71团第2营营长的中共党员廖快虎，从武汉出发参加南昌起义，在随后的南昌起义军汤坑作战中，指挥部队与敌人反复争夺阵地，敌人冲了上来，部队拼光了，他坐在阵地上宁死不退，英勇牺牲。
在武汉出任第2方面军警卫团团长的卢德铭，1927年9月率部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并任起义部队总指挥。9月25日在江西萍乡县芦溪掩护部队撤退时，中弹牺牲。
“伍中豪、王尔琢、邓萍、吴高群、何挺颖、蒙九龄等等，也都是从武汉出发，一路取得赫赫战功，最后却不幸牺牲的军事骨干，他们的名字也值得我们铭记。”李婉霞表示。
这是一支“知道为什么而战”的队伍
参加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主力部队从武汉出发，为革命一路征战，历经坎坷，甚至面临绝境。巨大的流血牺牲，没有让他们退却放弃，他们究竟为什么而战？近年来，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宋健不仅对这段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还曾沿着当年起义部队的革命足迹，一一踏访战场遗址。一路所见所闻所感，让他对这一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思考。
宋健认为，南昌起义部队之所以能坚持下来，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有着坚定不移跟党走的信念。而这一信念在从武汉出发前就已经形成。
“事实上，参加三大起义的所有主力部队在出发前，党在武汉已经完成了对他们的整编改造，使之成为党领导和掌握的精锐之师。”宋健说，参加南昌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第25师第73团、75团是叶挺独立团的班底，这支部队一开始便是党直接控制和领导的武装，部队中中共党员比较多。
叶挺亲自率领参加起义的第24师第70、71、72三个团，只有第72团团长是共产党员，另外两个团长虽不是共产党员，但第24师参谋长、秘书长、政治部主任和部队中的副团长以及很多营、连、排长都是中共党员。这也是一支听党指挥、英勇善战的铁军。
“一支部队，只有知道为什么而战，才能在面临巨大牺牲的绝境中，坚持战斗，直至最后一个人。”宋健认为，从武汉出发的起义部队为什么战斗力强、敢于牺牲，正是因为他们知道为什么而战。
由于受党的影响和教育，起义部队广大官兵从武汉出发前，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民族争自由、为人民求解放的目标就已经明确，所以他们下定跟党走的决心，用生命和热血开展武装斗争，探索中国革命道路。
经过党在武汉对部队的整编改造，起义部队广大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均以工农阶层出身为主，他们的诉求与中国共产党为劳苦大众寻求解放的目标一致；共产党进行土地革命，让穷人过上好日子，也让他们坚信跟党走有希望、有出路。
宋健说，起义部队中的一大批中共党员、团员，他们吃苦在前，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所以他们的牺牲最大。
出品： 长江日报融媒体中心 编辑 ：张维纳 校读 ：彭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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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编辑：刘建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