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天都市报讯（记者 刘我风）继《苦难辉煌》和《浴血荣光》之后，著名军事专家金一南将军出版了最新纪实作品《魂兮归来——金一南讲抗日战争》。作品延续了他一贯的写作风格，史料充沛，语言铿锵。
金一南曾任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主任兼战略研究所所长，连续三届被评为国防大学“杰出教授”，现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的兼职教授，其代表作《苦难辉煌》被评价为“一部以全新的战略视野全方位描述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的著作”。
昨天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日，楚天都市报记者通过网络采访到了金一南少将。
战争爆发之前，敌人就已如此深入了你的领土，查遍世界战争史，都没有这样的先例
记者：九三阅兵，仪仗队威武雄壮地迈出了121步，《魂兮归来》也从121年前的甲午海战一直写到了抗日战争。今年抗战系列的作品，一般在9月份就陆续出版上市了，《魂兮归来》怎么一直到年底才出版呢？
金一南：任何一部负责任的作品的成型，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对于抗日战争，我在查阅资料和与人探讨时，都有一些个人的独特感悟，许多年的积累，在今年这么一个契机下，终于有了一次爆发，一次系统地整理和完善。
《魂兮归来》的中心其实已经超出了对抗日战争的描述，而主要分析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衰落沉沦的深层原因，以及民族复兴为什么又成为必然这样一个非凡的历史进程。这本书不是平铺直叙阐述情况，而是深挖深思抗战中的一些关键点：为什么落后挨打？是哪些地方落后？为什么落后？为什么抗战在卢沟桥爆发？为什么直到美国人宣战了我们才正式对日本宣战？为什么日军以为短时间可以灭亡中国？为什么中国出了那么多汉奸？我主要是通过对这些关键点的深挖，解开胜败之谜。也因此，这本书能否在9月份这个时间点出版，其实并不是那么地紧要。
记者：今年有一个问题，不断被读者问到：卢沟桥位于北京城的西南，并非边关塞外、疆界海防，连万里长城上的一处豁口也不是。抗战全面爆发前，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日本驻军？
金一南：中国的近代史，往往是前一场悲剧衍生后一场悲剧，前一场灾难导致后一场灾难。发动七七事变的日本华北驻屯军，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后强迫清政府签下《辛丑条约》，日本根据该条约驻扎在从北京至山海关铁路线上的部队。按照约定，日军应为400人。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局持续动荡，日本一方面将“清国驻屯军”改称“中国驻屯军”，另一方面暗中扩大编制，增加驻军人数。至1935年5月，北平和天津的日军已达数千。所以卢沟桥虽然不是中日两国的分界线，但战争确实在这里爆发了。战争爆发之前，敌人就已如此深入了你的领土，查遍世界战争史，都没有这样的先例。
侵略者敢于一再冒险，就是看透了中国的国家内耗、政府腐朽、社会涣散的状况
记者：“落后就要挨打”，但现在网上有一种说法，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清朝的GDP不低啊。另外抗战全面爆发前，国民政府也有一个所谓的“黄金十年”，这怎么看？
金一南：“落后就要挨打”是近代中国百年沉沦得出的血淋淋的教训！清朝的GDP被西方描述为占了世界三分之一，但就是这么一个东方大国，一而再，再而三地战败、割地、赔款，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落后在什么地方？无数前人在寻找原因。1861年的洋务运动，提升了军备；戊戌维新试图从高层入手改变我们的体制；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创立民国，但旧中国随意被踢开国门、随意被烧杀抢掠的现象仍然没有中止。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山东的权益却被从德国转交给了日本；北洋军阀政府倒台了，国民政府又先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丢掉了东北，后在1937年的“七七事变”中丢掉了华北……无论多高的GDP，无论怎样的黄金年代，在这样一次次的屈辱、血泪成河之前，都会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1948年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日本甲级战犯、“九·一八事变”元凶坂垣征四郎，1931年8月在关东军做战斗动员时，讲过这样一番话：“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它是一个同近代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上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
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侵略者敢于一再冒险，就是看透了中国的国家内耗、政府腐朽、社会涣散的状况。一百多年来这些教训，一个比一个惨痛、一个比一个沉重。一个中国人，仅会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还无法明白那段历史。如果不探究我们是怎样衰落到了那样地步，不了解当时中国的军事有多么软弱、政治有多么腐朽、社会有多么涣散，就不会了解这种软弱、腐朽与涣散要带来多么巨大深重的灾难。“落后就要挨打”在中国更多表现为“软弱挨打”、“内耗挨打”、“腐朽挨打”、“涣散挨打”！
对一个民族来说，从灾难中获得的力量，是支撑民族思想大厦的栋梁
记者：二战进入尾声时，美国人写出了一部《菊花与刀》，这是一部剖析当年日本国民性的作品。从国民性的角度看抗战，如何审视当时日本侵略者的心态？
金一南：要理解日本侵略者的心态不是那么容易，就像土肥原贤二。阎锡山与土肥原贤二是同学，老同学来了，阎锡山热情招待，但土肥原贤二却趁机对山西的兵要地志做了记录——为入侵做记录。这反映了当时日本侵略者的一种心态——总觉得自己生存空间不够，于是要开拓生存空间，朝鲜半岛是一方面，中国是更大的一个方面。
记者：今年我们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您认为，从战争烽火中，我们要继承什么？
金一南：对一个民族来说，从灾难中获得的力量，是支撑民族思想大厦的栋梁。比如耶路撒冷的“哭墙”，那是一段几十米长的残破墙段，两千年前被罗马人毁掉的以色列圣殿的遗迹，我见过无数年轻的以色列年轻人来这里祈祷。在这种心灵洗礼中，民族的记忆和生机，会延续下去。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样。
（作者： 编辑：杨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