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透明国际的排名，中国周边国家如俄罗斯、蒙古、印度、菲律宾、印尼、泰国、乌克兰等国的腐败程度均超过中国，但令人感到“奇异”的是，只有中国发起了大规模的反腐败行动。这种鲜明的对比，体现的自然是中国制度模式的优势。但更令人倍感“奇异”的是，西方没有人质疑为何那些国家不能如同中国一样去反腐败，反而质疑中国：一党执政下的国家，没有外部有效监督，能真正有效地遏制腐败吗？

　　 其实上述对比本来就是对西方质疑的最好回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出席今年纪检监察系统老干部新春团拜会时，对这个问题作出了鲜明的回答：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人家老说咱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还就不信这个邪。

　　 中央高层领导敢如此表态，自然有其历史与现实的底气。与此相反的倒是，西方的预言屡屡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西方就断言新政府难以存活。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就预判，面对一个百废待兴的中国，全力治理战争创伤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出兵。就是出兵，也不会有什么战斗力。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西方断言一个搞计划经济的国家是不可能成功转型为市场经济国家的。政治学者更是普遍认为一党体制下是无法建立市场经济的。1989年之后，西方更是武断地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无法再持续下去，政府的寿命将以月计。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一直到今天，西方最流行的还是“中国崩溃论”。

　　 大家可能还记得，2002年6月，《经济学人》杂志专门出了个关于中国的副刊，题为“底气不足的中国龙”。它对中国的分析如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始终依赖着国内引擎的拉动，而这已经力不从心了。过去5年里的经济增长主要在于政府的巨额支出。因此， 政府的债务飞速上升。再加上银行的不良贷款和国家巨大的养老金债务，一场经济危机正在酝酿中。”它的结论是：“看来，在未来的10年里，中国必将产生动荡了。”实际上，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中国不但没有被卷入危机，还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50%，到现在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工业国。

　　 尽管如此，西方依然如故。在2015年3月2日，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题为《世界末日：为中国的崩溃做好准备》（Doomsday: Preparing for China’s Collapse）的分析文章，罗列了美国政府为应对“中国崩溃”所需采取的措施。不久之后，一向看好中国的美国学者沈大伟也加入了这个阵营。

　　 在西方，还有一个更为著名的论断：共产党国家不可能解决权力的制度性交接。结果，中国再一次令它们失望了。

　　 到目前，西方每一次的预言都被不信邪的中国共产党证伪了。至于最新的反腐败这个预言，虽然需要历史来验证，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一次中共依然是赢家。

　　 一

　　 大量事实证明，腐败的产生主要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从历史上看，西方各国在工业化时期都出现过大规模的腐败。仅以美国为例，十九世纪下半叶经济起飞时期的美国也被称为“盗窃横行的时代”，政治体制被唯利是图的企业主和政客所把持。参选各方都需要进行贿赂、舞弊，甚至依赖街头恶棍威胁选民。政治人物胜选后，立即给予回报。甚至总统的名字也可以借给商人为公司起名，进而用作商业诈骗。

　　 这种共同的历史现象并不难理解，转型期缺乏规则，工业化带来的巨大财富也给腐败创造了条件。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腐败的成本增加，同时再加上法律的完善，腐败终于被控制到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程度——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令腐败绝迹。

　　 从现实来看，许多西式民主国家也都是存在严重腐败的国家，甚至有些国家腐败程度远远超过中国。这一点可从德国透明国际每年发布的全球廉洁排名中得到验证。

　　 二

　　 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和地区，都在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之上，成为全球最廉洁的范例。这就是新加坡和香港。

　　 新加坡自建国以来就是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创造了华人社会的廉洁奇迹：全球排名第五，亚洲排名第一，远超英法德美日意等所谓西方发达国家。

　　 目前，香港也是亚洲最廉洁的地区。比较奇特的是，在综合条件相似、具有可比性的亚洲四小龙中，没有完全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新加坡和香港，廉洁程度却远远超过移植西方民主制度的韩国和台湾。这里特别要说一说台湾。在蒋经国时代，台湾是非常廉洁的。反而是民主化之后，台湾的腐败迅速恶化。从李登辉开始搞黑金，到陈水扁家族亲信塌方式腐败，现在的马英九虽然个人很廉洁，但其亲信官员的腐败却屡屡发生。那么，何以蒋经国强人政治时期可以做到廉洁，到了民主化时代反而恶化了呢？

　　 对中国而言，出现腐败，只不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发展规律的再现而已。而与西方政治制度不同的情况下，则有新加坡和香港这样成功治理腐败的范例。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中国怎么能信西方的邪呢？

　　 当然，这不是说中国的反腐败可以轻而易举，相反由于文化和规模的原因，中国的腐败更为复杂，治理难度更高。

　　 看一下德国透明国际的排名，就会发现，在富裕国家（地区）中，国家（地区）规模越小，清廉度越高。比如排名前十五位的丹麦、芬兰、新西兰、瑞典、新加坡、瑞 士、澳大利亚、挪威、加拿大、荷兰、冰岛、卢森堡、德国、香港、巴巴多斯。这些国家（地区）人口要么只有几万、几十万、几百万，过千万的只有德国和加拿大。

　　 这说明了一个规律，就是规模越大，治理腐败的成本和难度越高。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而且还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所以中国出现大量的腐败，并不令人意外。尽管如此，需要指出的是，在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透明国际”排名中是最廉洁的国家之一，仅次于巴西，由此也可看出中国反腐败的有效性和打击的力度。

　　 文化上的原因则要归于人情社会。人情社会不仅加深了腐败的程度，而且增加了反腐败的难度。许多贪官在自述中都提到迫于人情而不得不受贿的心态。关于这一点，如果观察一下台湾这个号称唯一一个华人民主社会的地方，或许会有更清楚的认识。根据西方的理论，贿选一般都发生在贫穷国家或地区。但台湾却是一个例外：即使台湾早已是发达经济体，但贿选却仍然十分普遍和严重。这里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情社会这一文化因素。

　　 发展阶段、超大规模以及人情社会，加大了中国的腐败程度和治理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最终能够有效治理腐败，确实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中国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不仅未来中国的反腐败会挑战西方的论断，就是今天中国的反腐败，也在挑战西方的理论。西方学者一向认为，腐败会扭曲市场信号，错置资源和损害公平，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30多年来，中国虽然腐败一度很严重，但经济增长速度却一直很高。以至于美国学者魏德安写了本专著《双重悖论》，来解读中国特殊的现象。他的结论也很有趣，中国的腐败属于发展性腐败，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腐败日益商业化，这都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刺激作用。而有些国家则是掠夺性腐败，蚕食了国民经济。不过魏德安的另一个结论也很重要：由于中国政府的反腐败措施已发挥一定效力，使腐败得以控制而不至于对经济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三

　　 那么，中共究竟凭借什么来有效地遏制腐败呢？

　　 首要的自然是经济发展。中国今天人均GDP已经达到7300美元，距人均1万美元不过2700美元的差距。而1万美元是公认的成为发达国家的门槛。依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中国能很快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工业化国家行列。这是中国成功遏制腐败的物质基础。

　　 其次，中共是一个继承中国政治优良传统的政党。中国政治传统从精神和价值上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之生民非为君，天之生君以为民”的人民优先论和民本论。与“民本”相紧密联系的则是“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天命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再加上民本的政治传统，所以使中共有铲除腐败的自觉和道德压力。美国学者福山在其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对比过中国和俄罗斯政治的不同：“与中国不同的是，俄罗斯最高精英没有对国民负责的类似道德感。在中国，政治等级越高，政府质量越有改进。但在俄罗斯，它却变得越糟。当代精英愿意借用民族主义，使自己权力合法化，但到最后，好像仍在为己着想”。可谓一语道破中国政治传统的本质。

　　 当然，在网络、智能手机和经济全球化时代，这种压力除了传统和道德，也和国内外可以有效监督中共息息相关。

　　 再次，中共有自己独特的反腐败体制——纪委。虽然按西方的标准看，纪委的角色作用超越司法部门，但从另一个角度则是纪委加司法部门联手打击腐败。这完全取决于从什么立场来解读。当然，最根本的还是结果。只要最终中国有效地遏制腐败，这套独特的体制就会被全球所认可，并出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效果。

　　 最后自然是完善法治。在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依法治国首度成为中共全会的主题。2015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成为中共的理论创新，其中有两个全面都和反腐败直接有关：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中共领导人谈到反腐败，都强调以治标赢得制度建立这一治本的时间，实现从不敢腐到不能腐的转变。

　　 如果预估一下中国的反腐前景，5到7年左右，中国的法治建设会更加完善。世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任期内，中国不仅经济上将重返世界巅峰，社会发展包括廉洁都将成为世界的标杆。

　　 （作者：旅法政治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