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3世纪中叶正式接受元朝中央政府管辖以来，西藏成为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已达700多年。期间，元朝在中央政府设立总制院（后改称宣政院）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藏族地区军政事务，其下辖的乌思（前藏）藏（后藏）纳里速古鲁孙（阿里三围）等三路宣慰使司，担负向西藏地方政权传宣中央政令、管理西藏驿站和遇事时指挥驻藏蒙古军队等职责；明朝取消宣政院，设立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朵甘（昌都）行都指挥使司和俄力思（阿里）军民元帅府，并通过建立僧俗官员封授制度以加强对西藏军、政、教等事务的管理；清朝在总结元明两代治藏经验的基础上，先后派出驻藏大臣173人次、136人（实际到任114人）总揽西藏事务，赐封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名号并确立金瓶掣签制度，将西藏地方涉外事务和边境国防的决定权收归中央，规定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辖区及权限，明确驻藏大臣直辖区；民国政府设立蒙藏事务局（后改称蒙藏委员会），委派中央驻藏办事长官例行清朝驻藏大臣职权，其后又设立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派出机构，中央政府历届国会、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性议事机构或历次国民大会，达赖喇嘛、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额尔德尼均派出代表参加，并被选举或委任各种国家公职，参与国家事务管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西藏民主改革以来，阖藏爱国僧俗官民成为国家主人，曾连基本人身权利都没有的百万翻身农奴终于享有参政议政权利，通过自己选举出来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依法管理国家和自治区各项事务，不少翻身农奴成了国家公职人员直至走上领导岗位，广大农牧民群众在国家各种惠民政策的全面落实中，生活日渐富足、日子越过越好，幸福的歌声在雪域高原湛蓝的天空久久回荡、余音不绝。

　　纵观元朝至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施政管理模式，不难看出，其与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国务院的治藏方略和建藏稳藏措施存在明显区别：一是施政理念差距大。封建王朝强调“皇权至上”，新中国尊崇“以人为本”；封建王朝注重维护“政教大业”，新中国努力推动“科学发展”；封建王朝实行“本族独尊”歧视异族，新中国坚持“团结进步”荣辱与共。二是目标任务差距大。封建王朝本着“免生事端”原则，注重把西藏“统治”好；新中国紧盯“全面小康”目标，致力把西藏“建设”好。封建王朝把政教领袖的利益放在首位，通过维护西藏地方政权的权威来巩固中央集权；新中国把顺应人民期盼视为天职，通过推进改革发展稳定事业来满足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三是管理模式差距大。封建王朝讲人治，全凭“大皇帝”个人好恶施政，乐意了就把远在四川的瞻对（今甘孜州新龙县）赏给西藏地方政权治辖，震怒时先后两次褫夺十三世达赖封号；现在国家重法治，奖惩有据、进退依规，只要不违党纪不触国法，干部群众便永远是自由之身。封建王朝派出少量官员治理西藏，虽然大量工作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僧俗官员完成，但僧俗官员的言行举止均有朝庭“礼制”约束，丝毫不敢僭越；现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广大人民群众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能够按照大家的共同意愿，结合西藏实际建设美丽家园。四是实际效益差距大。封建王朝对西藏的态度是管得过来就管，管不过来就听之任之，特别是晚清时期，朝庭腐朽没落、自顾不暇，在西藏的两个部落哲孟雄（锡金）和布鲁克巴（不丹）遭受侵略时无所作为，终致其被列强野蛮掠夺；新中国把西藏问题视为国家核心利益，坚决捍卫各族人民共同利益和合理诉求，在神圣领土受到践踏时，派出人民解放军抵御侵略“以武止武”，赢得了长期和平发展机遇。封建王朝强调维护上层僧俗官员利益，全然漠视弱势群体疾苦，导致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百万农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呼天不应、叫地不灵；新中国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强大动力，积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着力反对分裂维护稳定，使包括百万解放农奴及其子孙在内的西藏各族人民充分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感受到美满生活的充溢叠加、幸福指数的上扬攀升。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百万解放农奴及其子孙后代在尽情享受今天幸福生活的同时，切不可忘记昨天痛彻心扉的苦难记忆。惟有铭记苦难，才知珍惜幸福；惟有追忆过往，方能镜鉴未来。

　　牢记远离腹地的“偏居史”，珍惜高看一眼、厚爱三分待遇，坚定不移拥护党中央领导“结一条心”。西藏位于青藏高原西南部，地处偏远且“乱石纵横、人马路绝”。大唐文成公主自长安（西安）入藏，途中耗时两年有余。及至晚清，路况大有改善，驻藏大臣自成都赴拉萨，普遍仍需四个月至半年时间。交通之不畅，严重影响历朝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实施及时有效的治理。元朝驻藏蒙古军隶属设于陕西凤翔的凤翔蒙古军都万户府，“离土蕃三千里，缓急难用”，意思是一旦有事儿，就算增派的官员或军队能够顺利入藏，恐也时过境迁、于事无补了。有鉴于此，明朝才在情非得已的情况下委任诸多藏族首领为都指挥使司和卫所官员，实行“藏人治藏”。清朝虽自雍正五年（1727年）开始设置驻藏大臣“总理藏内事务”，但由于路途遥远，上情下达和下情上报均颇费时日，因此耽误了不少大事要事甚至酿成一些严重后果。晚清朝庭内外交困、自身难保，对藏事无法做到绝对上心，派出的驻藏大臣良莠不齐、贤愚不均，甚至不顾文海年逾花甲、庆善和安成年届古稀的实际，强行将他们派到西藏，结果文海死在卸任回川途中，庆善殁于进藏履职路上。怎么看，朝庭都有敷衍藏事之嫌。民国中央政府同西藏地方存有隔阂，彼此猜忌、互不信任，导致其对西藏治辖不仅过于松散，而且总是磕磕绊绊。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坚持把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不遗余力加强建设，方方面面成绩斐然：陆空交通四通八达、群众生活日新月异、人民民主日益完善、社会局势总体稳定，全区呈现出政通人和、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两相比较，历史上封建王朝对西藏“统”得不太好、“治”得更不够，“管”得不太好、“理”得更不够，提出要求较多、给予关心不够，强调“皇权”较多、进行建设不够；而党中央国务院特别重视民族平等、省区平衡，不仅坚持均衡发展、共同进步，而且始终对西藏高看一眼、厚爱三分，政治上高度信任、政策上充分倾斜，经济上长期扶持、建设上大量投入，积极保护民族文化、稳步推进素质教育，不断夯实发展基础、坚持培育发展潜力，“生命禁区”造血功能快速提升、“世界屋脊”美好明天触手可及。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民族宗教政策、惠藏建藏稳藏政策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在雪域高原得到了极好的贯彻且必将落实得愈加到位，包括百万解放农奴及其子孙后代在内的全区各族人民，只有坚定不移秉承“听党话，跟党走”信念，坚决拥护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正确领导，才能心神不乱、踏实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正道，才能力量不偏、真正形成推进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这股合力，才能干劲不减、确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目标。

　　牢记手足相煎的“自残史”，珍惜心手相连、兄弟并肩局面，坚定不移维护民族团结“合一股力”。翻开史籍，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凡有权利之争的地方，就免不了矛盾和冲突，区别只在于数量多寡和程度强弱。纳入元朝版图后，西藏地方“习惯性”的内部之争并未消停。归元不久，萨迦本钦贡嘎桑布即因同“国师”八思巴存在意见分歧而作乱，被蒙古军队镇压，造成萨迦政权威望下降。同萨迦派早有矛盾的止贡派乘机发难，引发大规模武装冲突，虽因蒙古军队介入而致止贡派大败，但其后萨迦政权仍为没完没了的内部纷争所累，逐渐走向衰落，最终被帕竹政权取代。明朝时期，帕竹政权也因内部斗争乱成一锅粥，终致土崩瓦解。与此同时，各贵族势力、各教派势力互相混战的闹剧也演得没完没了、喧嚣繁杂。清雍正五年（1727年），西藏地方政府噶伦阿尔布巴杀死首席噶伦康济鼐，导致前后藏战争暴发，其结局是四噶伦颇罗鼐率兵攻入拉萨俘获阿尔布巴。民国时期，十三世达赖在政治和经济上强势压制后藏，迫使九世班禅出走内地长达十四载，直至圆寂都未实现重返西藏的夙愿；1947年，曾任摄政多年的热振活佛被时任摄政达札和噶厦政府迫害致死，并致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热振寺被洗劫一空。除内部纷争不止外，西藏地方同兄弟民族和相邻省区间的纠纷、战乱也为数不少：民国元年（1912年），清朝覆灭，其在藏军政机构徒剩空壳，十三世达赖趁机策动“反汉”，逼走末任驻藏大臣联豫，并将中央在藏官员和军队全部驱离西藏；1917年，西藏地方军队向川边驻军发动进攻，一度占领多座川边重镇，但最后在川边军队猛烈反攻下一切“归零”；1930年，西藏地方军队因插手四川甘孜民间纠纷，引发“大白事件”；1932年，西藏地方军队以调解青海玉树地方两座寺庙财产纠纷为名，悍然攻打马步芳所部；1949年，西藏地方政府借口“防止共产党入藏”，将国民政府驻藏机构官员及其家属和汉族商人全部驱逐出藏。“神仙打仗，凡人遭殃。”无论是西藏地方政权的内部纠葛还是其同兄弟民族或相邻省区间的纷争，带给西藏人民特别是百万农奴的，除赋税加重、被迫参战、流血牺牲、家破人亡外，没有任何实惠。即便所谓“反汉”、“驱汉”事件，也存在支持者与反对者的群殴，而冲在一线当“炮灰”的，永远是下层僧俗群众，达官贵族历来只负责躲在背后指手划脚。战乱的结果，是降低了雪域经济总量、压缩了高原人口红利、加重了民众经济负担、恶化了官民生存环境。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高度重视并大力加强民族团结。 1956年2月24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强调“加强藏族内部的团结，加强中国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团结，为建设繁荣幸福的西藏自治区而奋斗！”1959年3月28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开始行使西藏地方政权的职权，百万农奴终于翻身得解放，西藏从此进入崭新的春天。56年来，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始终是藏族人民内部及其与其他民族相处相融的主基调和主旋律。尤其是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至今，各省市和各兄弟民族从西藏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出发，广渠道、多形式、宽领域开展援藏工作、参与西藏建设，同西藏各族人民一道，在幸福路上并肩携手、阔步前进。抚今追昔，不由得人们不感慨万端；两相比较，不由得大家不权衡利弊。除了居心叵测的阴险家，没人愿意看到兄弟反目的乱象；除了图谋不轨的邪恶者，没人愿意再做刀枪相见的恶梦。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应深刻理解在960万平方公里广袤土地上，无论什么土、首先是中国领土，无论什么族、首先是中华民族，无论什么官、首先要端正“五官”，无论什么民、首先是中国公民这一基本道理，持续加强内部团结和同兄弟民族、兄弟省区市之间的团结，立场坚定维护祖国统一，旗帜鲜明反对民族分裂，确保心思不乱、精力不散、锐气不降、干劲不减，自觉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和区党委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决策部署上来，真正把力量汇聚到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实际行动上来。

　　牢记饱受奴役的“屈辱史”，珍惜国家主人、自由公民荣誉，坚定不移抵制悲剧重演“受二茬罪”。众所周知，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旧西藏处于比欧洲中世纪还要落后、还要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由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组成的农奴主阶级对农奴和奴隶实施极其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西藏人民地位之低下、境遇之困窘，世所罕见、匪夷所思。占西藏总人口90%左右的农奴，既无生产资料，又无人身自由，被固定在所属领主的庄园土地上，终身受禁，世代依附。另外5%的奴隶更加“悲催”，被视为“会说话的工具”，连“人”的身份都惨遭剥夺。农奴主不仅掌握着农奴和奴隶的生死、婚嫁大权，甚至可以像处置私有财产一样，随意买卖、转让、赠送、抵债、交换和用于赌博。百万农奴除徒自哀叹“生命虽由父母所生，身体却为官家占有；纵有生命和身体，却没有做主的权利”外，只能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来世”。在旧西藏通行了几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等级不同，命价便有天壤之别：王子、大活佛等“上等上级人”命价为与其尸体等重的黄金，而屠夫、工匠等“下等下级人”命价仅值一根草绳。换言之，“下等下级人”被无端杀害，凶手需要付出的代价只不过是赔偿一根草绳而已。放眼全世界，恐怕再也找不出比这更加“狗血”的法律。人命贱如草绳的农奴和奴隶一旦冒犯三大领主，后果则严重得要命，“按其情节不同挖其眼睛，削其腿肉，割舌，截手，推坠悬崖，抛入水中，或杀戮之，惩戒将来，以儆效尤。”农奴重伤农奴主会被砍掉手脚，打伤活佛要被挖眼、剁脚、断手或处以各种极刑；而农奴主打伤农奴，“量刑”则完全不同，延医治疗即可，没啥大不了的。更为残忍和血腥的是，直至上个世纪50年代初，热布典头目根据西藏地方政府指令为达赖念经做法事“立即送来”人血、人头骨和人皮之类的弥天大罪仍在发生。即便有的农奴和奴隶“运气好”，没受过酷刑，没被打伤打死，也未曾奉命为“政教大业”献出整个身体或某些器官，仍会被无以复加的赋税和乌拉差役压得生不如死。民主改革前，仅西藏地方政府征收的差税就达200多种，加上为庄园领主所支的差，总共占去农奴50%至80%的劳动量。以乃东县克松庄园为例，平均每个劳动力每年要服210多天无偿劳役，提供和缴纳1600多斤粮食、100两藏银。剥削压迫如此严酷，实在骇人听闻。可这偏偏就是无法更改的历史事实，不由得听闻者不瞬间动容、经历者不忆之泣血。民主改革后，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百万农奴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恶梦中醒来，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一切公民权利，平等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平等享受各项惠民富民政策，合法财产受到保护，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看看今天的美好生活，想想昨天的苦难深重，“往前走幸福悠长，回头路苦海无边”的道理不言自明。百万解放农奴及其子孙后代，只有不忘旧西藏受不完的罪，珍惜新中国数不清的甜，一边尽情享受公民权利，一边自觉履行公民义务，决不昧着良心说没有依据、违背事实的话，决不丧尽天良干违法乱纪、害党误国的事，才能真正把心思用在建设美丽西藏实现“中国梦”上，把精力花在提高能力素质积极参政议政上，把目标定在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确保不开历史“倒车”上。

　　牢记落后挨打的“辛酸史”，珍惜屹立潮头、逐梦神州前途，坚定不移落实“四个全面”“揽九天月”。时至今日，除极少数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别有用心者，没有人否认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之野蛮、残酷和腐朽。这项与历史车轮背道而驰的畸形制度，严重窒息了社会生机和活力，使得西藏在世界迅速发展时，旁若无人、不管不顾地进行了一次漫长“休眠”，造成经济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倒发育”“负增长”，西藏人民饥寒交迫、生存维艰。1940年对藏东地区的一项调查表明：以家庭为单位，38%从来没有茶喝，51%吃不起酥油，75%有时不得不吃和牛骨头一起煮的、与燕麦面或豆面搀和在一起的野草（请注意，是野草而不是野菜）。直到民主改革前，西藏现代工商业和现代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几乎仍是一片空白，农牧品种单一退化，劳动工具得不到改进，生产力水平和整个社会发展水平极其低下。面对与外界越来越大的落差，极度麻木的西藏地方政权根本没意识到这有什么问题，农奴主阶级窝在封闭落后的雪域高原，从没完没了的内部纷争中寻找“成就感”，从压迫和剥削农奴的精神快慰中挖掘“优越感”，从原始、粗放的农耕游牧等低层次生产模式和低效率生产收益中获得“满足感”。不思进取又妄自尊大的结果，必然是经济不彰、危机四伏，必然是民心不聚、军备废弛，必然是强敌环伺、战乱频仍：1788年至1789年，廓尔喀以西藏地方官员征收廓商工匠赋税和曾支持哲孟雄（锡金）抵抗廓方为由，派兵入侵西藏，西藏地方军队“并不奋发攻打，即纷纷逃避”；1791年，廓尔喀第二次侵藏，西藏地方军队连连败退，以致廓军一度占领札什伦布寺，大肆抢掠寺内财物；1841年和1842年，森巴（克什米尔地区诸部族）军队两次入侵阿里；1849年，廓尔喀第三次侵藏。上述外族侵藏战争，均因清朝中央政府正确授意、大力支持或干脆派出清军直接参战，不管胜利大小，总之是以西藏地方奏响凯歌画上了句号。但接下来两次抗击英军侵藏的战争，由于腐败无能的晚清政府自顾不暇、鞭长莫及，西藏地方只得承受灭顶之灾：1888年，英军第一次侵藏，攻陷隆吐山，导致西藏地方痛失哲孟雄（锡金），并被迫在亚东设市，允许英国人入藏通商；1904年，英军第二次侵藏，虽遇西藏军民奋力抵抗，但英军在疯狂杀戮西藏军民后，趾高气扬直入拉萨，十三世达赖连夜出逃，最后导致西藏地方丧失了许多固有权益。事实证明，即便是在封建王朝治辖时期，西藏地方也根本离不开中央政府，一旦离开中央政府这个坚强后盾和稳固靠山，结局就不美妙、后果就挺严重、教训就很惨痛。民主改革后，党中央国务院把帮助西藏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放在首位，制定了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推动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百万解放农奴生活质量显著提高，西藏同全国人民一道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日益夯实、前景日益美丽。与此同时，驻藏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积极学习践行强军目标，战斗力不断巩固和提升，维护和平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增强。人们自豪地看到：由西藏等省区市共同组成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由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早已甩开了落后挨打的历史包袱，正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轻装前进。当此时刻，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应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团结一心、共同奋斗，清正廉洁、勤勉尽责，努力做好每一项工作，圆满完成每一项任务，脚踏实地推进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以优异成绩作为最美的花环，精心装扮雪域高原、不断亮化世界屋脊；让欢快歌舞化为前进的动力，激励各族人民自由遨游苍穹、自在揽月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