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打假20年，每次出现在媒体镜头前的王海，总是戴副墨镜。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王海有意让自己离开打假舞台中央，“保持点神秘感，挺好。”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原标题：“打假第一人”王海

　　从两副假耳机到30万“打假起步价”

　　新京报记者 申志民 实习生 罗婷 北京报道

　　王海 42岁，山东青岛人。1995年3月，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厦买了两副索尼耳机，他意识到这可能是假货，紧接着又买了10副，依据《消法》第49条提出了双倍赔偿的要求，被称为打假第一人。现任和谐社区发展中心理事、王海热线消费者权益保护项目负责人、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

　　1995年，戴上墨镜的王海出现在媒体的镜头前。直到今天，他仍然在维权打假的第一线。这20年，王海本人和中国的打假维权境况都遭遇了哪些变化，有哪些争议和尴尬，祛除很多人固有印象中非黑即白的底色，我们试图为你还原一个真实的王海和职业打假人。

　　他不再站在舞台的中心。

　　打假人王海的光环被一个群体所取代。

　　这是一个没有门槛的行业。“鱼龙混杂”，王海说黑社会、大学生、律师等等谁都可以加入。

　　而王海，觉得正是自己的示范意义，给行业竖起了标杆。

　　二十年过去了，他需要面对这个群体的低价竞争。也需要适应这个时代给打假带来的变化。

　　他厌倦了别人给他戴的各种帽子。

　　王海更愿意用交易和成本论来描述自己的打假生涯。

　　最多的一次打假赚过几百万，是一笔好交易。

　　推掉造假企业光环，又赚钱，又有趣，还能受到肯定。划算。

　　他给自己定了30万的打假起步价，为什么不呢？他说公司成本很高。

　　王海说，打假从来和正义无关，赚了钱才能更高尚。

　　“王老板”巨款买假货

　　王海没有看央视3·15晚会。

　　3月15日晚9点，北京南站候车室，他正准备登上开往天津的动车。天津打假分公司和物业公司的生意需要他打理。

　　如今的王海，已不再是单兵作战的“打假英雄”，很多人爱叫他王老板。

　　王老板有四个职业打假公司，分别设在北京、天津、南京、深圳。

　　公司主营三种业务，帮消费者维权打假；知假买假；受雇于企业，替企业打假。第三种，是他生意的重头，占到整个业务的三分之一多。

　　他的打假团队共有30多人，去年业绩不错，王海说，一共打掉一千一百多宗（假冒伪劣商品案件）。照此计算，平均每人每月要打掉3宗案件。

　　王海没有说这个数字是怎么完成的，他拿出了手机，向记者展示一张银行卡的交易记录。“这张卡是专门用来买假货的。”

　　手机里显示，去年购买假货一共消费1444笔，消费额为2025199.85元。“买了202万假货，赚了400多万。”

　　他赚钱的方式是索赔，上面的数字并不是全部。近日，他曾对媒体公开，“去年的打假成本在400万左右，总索赔额理论上应该有1000万。”

　　有些钱还在赔付的路上。王海说，去年，他在长春买了40多万的“问题（进口）牛肉”，计划索赔400万。

　　“今年打算再买1000万的假货。”去年《新消法》出台后，消费者获赔偿数额增多，王海打算加大投资。

　　王老板已经不需要再冲在打假第一线，“我去现场，没戏，一拿出身份证，人家一看王海俩字，不就露馅了？”

　　但个别案件，他会亲自介入。

　　前几天，王海就去了江苏某著名村庄调查。“这个村全国闻名，有代表性，得去。”

　　“打大老虎，是顺应时代”

　　和假货打了20年交道，王海越来越精明。

　　他把公司业务重点放在打击大企业上，“打大老虎，这是顺应时代”。

　　他曾发文质疑耐克的双重标准，一个月后，北京市工商局针对耐克的“双重标准”开出罚单，487万元。

　　“他们也会入乡随俗”。王海认为大企业的欺诈，是消费者弱势地位的反映。

　　但“打虎”行动并不是每次都成功。

　　据新京报记者不完全统计，1996年至2011年，仅媒体公布的信息，王海就有11起案子败诉。其中面对的不乏中国移动、可口可乐、广州宝洁等企业。

　　电商的发展也改变了他的打假生态。最近几年王海逐渐让公司加强电商平台的打假比重。去年所打击的假冒伪劣涉嫌欺诈的案例中，三分之一来自电商。

　　电商，他同样喜欢去调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企业。

　　他善于用数据去筛选和定位。

　　比如面膜，王海让工作人员先在网上海选面膜。通过数据对比，淘汰年销售额低于3000万的。剩下的，统计是否在电视或网络上打超过十次广告，是否有足够的赔偿能力。锁定之后，重点打击。

　　“当骗子越来越容易了”，现在通过朋友圈和QQ群，骗子很快可以收回成本。

　　王海打假同样在衡量成本与收益。

　　他慢慢变得温和，越来越愿意和政府合作。职业打假人王全忠说他觉得王海和其他人不一样，愿意参与政府的活动和研讨会。

　　以前的王海，脾气冲，他的“假想敌”，不光是假货和造假企业，还有一些政府部门。

　　有一次在成都，王海举报一种假药，无论怎么说，药监局的工作人员就是不受理。

　　王海指着人家鼻子骂，还要动手打。

　　当时他想的是“行使一个公民的批评权”，“作为了，要给我你作为的依据。不作为，也要给我依据。”

　　“后来把领导给闹来了，当时就受理了。”说到这儿，王海还强调，当时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我也没有仰仗我王海的名气。

　　他把这些称为过去：“过去一直是这样的人。”理直气壮。

　　吴广福认识王海17年，原在深圳法制报当记者的他，见证了王海的年轻气盛，那时聊天，王海嘴里总蹦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这些字眼。

　　现在的王海，打假的事儿，你问一句他答一句，不再侃侃而谈。聚会时，喝二三两白酒，就不再喝了。“低调、谦虚、说话小心翼翼。”

　　3月11日，谈到现在对政府部门的看法时，王海放缓了语速：“从对抗，到合作，从不了解到了解，从不支持到支持。”

　　前年，他关了投资12年的打假网站。

　　网站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还在名字后面加上了颇具侦探味道的“007”。

　　“网站浏览量走低，空耗人力财力。”王海计算着成本。

　　仍然保留的是传统的热线模式。在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8名工作人员去年接到了1200个咨询和提供线索的电话。

　　王海强调，打假线索不都来自于热线，更多的是靠他业内的资源，客户传客户。

　　退出舞台中央

　　这些年，职业打假人已经成为一个行业。不再像20年前，王海就是打假的代名词。

　　“想当年，王海现象，那是不得了的。”武高汉回忆。

　　武高汉是中国消费者协会原副秘书长，20年前，当王海作为“打假第一人”出现在公众视野之后，当时全国有3000多份报纸，没有哪家报纸、哪家电视台没参与报道的，“当年讨论的深度和广度，几十年来都罕见。”

　　武高汉特意把王海请到中消协，集体讨论“王海现象”。

　　参与过王海打假报道的一位记者回忆，经常是，王海刚到一个打假现场，立刻有二三十家媒体蜂拥而至。

　　“现在，王海根本排不上号。”武高汉说，去年，北京朝阳法院受理的消费者纠纷案有数百件，其中只有一件是律师起诉，剩余的都是职业打假人起诉的，其中一个职业打假人的上诉就达到92件。“跟这个人相比，王海早就不行了。”

　　王海对自己的定位是打假人的老师。但他的权威性也受到了很多职业打假人的挑战。

　　北京职业打假人刘咏（化名）与王海打过几次交道。“他只是个时代的幸运儿，如果他不出现，也一定有李海、张海出现。”刘咏说。

　　刘咏翻阅了王海的一些打假案宗，“发现他打假的魄力不够，有时候点到为止。”

　　“你敢说第一个出名的，就一定是最优秀的？”刘咏反问。

　　王海也明显感觉到，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湮没、分解了他“第一人”、“斗士”、“英雄”的标签。

　　他坚持在微博、博客里发布一些打假案例及打假进程，截至3月16日19时40分，他的微博粉丝共64051人，连“中V”都很难算上；3月12日，他在博客里连续发布四条关于“厂商制造不合格汽车，申请召回”的信息，发出48小时，累积评论数为“1”。

　　7年前，王海自筹经费，去清华、北大等高校开展消费者权益法的讲座，让他失望的是，“很多法学院学生根本不关注他的讲座，更在乎去上市公司赚钱。”

　　新京报记者随机询问14名“80、90后”，只有两人知道王海；“王海007”的热线电话，也从之前的每天十几个，减到现在的每天三五个。

　　自己的关注度降低，王海觉得很正常，“打假人常态化了，也就不是新闻了，公众会有审美疲劳。互联网时代消费者有更多的维权渠道，主动性也比以前强很多。”

　　王海有意让自己离开舞台中央。“我对当一个核心人物没有兴趣，保持点神秘感，挺好。”

　　他始终不肯说出自己公司的位置，即便是新京报记者找到王海的公司，训练有素的公司员工也会下逐客令，“没有王总同意，我们不便接受采访”。

　　职业打假人王全忠说，王海与朋友交往，表现得很谨慎，从来没有带哪个朋友去家里。“似乎始终包裹着一层坚硬的壳。”

　　但王全忠记得，一次王海向他们感慨，“朋友满天下，知己有几人？”

　　“打假起步价”30万元

　　王海在微博的自我简介里写着：一个清道夫，以赚钱为手段，以打假为目的。

　　很多人质疑，是不是把话说反了。现在的王海，应该是“以打假为手段，以赚钱为目的。”

　　王海承认会向所打假企业索要赔偿，他说，打假与正义没什么关系，其实是一场商业交易，并且是公平交易。

　　在王海看来，人类社会是靠交易来生活的。同样，案子的庭外和解，也是交易。

　　去年，新消法规定，遇到假冒伪劣，消费者可获三倍赔偿。但王海的商业化运作有时候可索赔万倍。

　　索赔的过程是种心理战。

　　王海说，（造假）企业生产的商品卖十块钱，掌握证据后，也可以索赔十万元，“打假中要想得到更多钱，得拿出事实、数据、案例，让对方认为这种交易是划算的。”

　　前提是充分的信息和证据。他举例，比如，牛奶改日期。工人（卧底）已经在你的生产线上上班了。为什么改，怎么做，证据搜集得很详实，这些信息都掌握的。

　　“如果同行业间，A企业掏钱让你去打B企业，你愿意充当这个枪手？”

　　“当然，这是行业自律，只要它（这件事）有正当性。”王海说。

　　但正当性不代表正义，王海说，打假与正义无关。“这个才是正常的社会，别去标榜你多崇高和正义，那是骗人的。”

　　每天都在想着维权的王海，给公司定了30万元的“打假起步价”。他觉得自己的公司成本高，“和警方也有很多合作”。

　　对于不赚钱的活儿，王海提不起兴趣，“为了几百几千元去做一个案子，没必要接。”

　　拿到高额赔偿后，王海坦言，利益受损的企业可能变本加厉地生产假冒伪劣，但“我没有义务继续管下去”。

　　“拿到了赔偿，就放纵了假货？”

　　“我可以告诉其他职业打假人继续去打嘛，获利分我一半。”王海笑了。

　　“我不赚钱，哪来的钱去打假？与我们这些职业打假人相比，假货和欺诈对消费者的危害更大吧。”王海说。

　　死亡事件后的风险管理

　　打假二十年，王海小心翼翼。

　　他说自己从未被打过。有人、有企业恨，但他有自己的一套风险管理系统。

　　一个死亡事件，让王海经常把规避风险几个字提在口头上。

　　死者叫黄立荣，是位律师。据媒体报道，他生前受雇于一家商务顾问有限公司，这也是家打假公司。

　　2003年12月13日下午，黄立荣坐在车里，用望远镜和照相机对紫禁城国医馆监视拍照，被对方发现，有几个人冲过来抄起钢管、扫把和木板，暴打黄立荣。

　　10根肋骨骨折、肝脏破裂。黄立荣被白布包裹，由一辆没有牌照的黑色佳美轿车载着，弃于北京医院附近的街头。

　　黄立荣是北京首位在偷拍活动中死于非命的民间调查员。

　　王海回忆，那之前，黄立荣去他公司应聘，但没被录用。恰巧在公司，一个客户找王海调查一家医疗企业，王海没有接手，“黄立荣在旁边听到了，他悄悄追出去，接了这个案子。”

　　“如果因为打假失去了生命，那事业也就没有价值。”王海说，当时公司有200多名调查员，那件事之后，他把人员精减到30多人，把调查员分成几个组，每组5到8人。

　　调查员中有很多是律师。招聘时，帅的丑的都不要，就要长得平庸的。长得太有特点了咋能做卧底，大众脸才能“扮猪吃老虎”。外表憨厚老实、内心聪明机敏是首选。

　　他还制定检查清单和执行任务的风险防范清单，要求调查员保持通讯畅通，“如果卧底时被识破，要学会怎么避险。”

　　有时卧底调查，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调查员之间都互不认识，各司其职，执行同一个案件时，不容易暴露。”

　　打假的时候，他会看对方的气势。在深圳，他曾经帮别人成立业委会，每次去都会带几个陆战队员。“这很必要，也很正当”。

　　他对自己也保护有加。墨镜，就是跟了他20年的“护身符”。

　　央视前名嘴王志主持《面对面》时，让他摘掉，他不摘。“这是风险管理。”

　　3月11日，面对记者的相机，王海条件反射般地摘下日常戴的近视镜，从兜里掏出一副镶着金边的圆框眼镜，金色镜片把王海的眼睛完全隐藏，清晰地映着眼前人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