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电（特派记者郑汝可）“建设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写进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引起代表委员的高度关注。连日来，一些院士、大学校长或书记结合政府工作报告中“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特别是“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砍掉科研管理中的繁文缛节”、“实施支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政策措施，完善股权期权税收优惠政策和分红奖励办法，鼓励科研人员创业创新”等内容展开热烈讨论，纷纷结合实际提出创新改革的思路和措施。

全国政协委员丁烈云：

科技成果转化需打通研发样机“堵点”

“发挥武汉优势，要切实利用好高校创新资源。”全国政协委员、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丁烈云昨日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武汉市应抓住机遇，支持高校创新基地的建设，解决科技成果转化“堵点”。

丁烈云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实施支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政策措施，完善股权期权税收优惠政策和分红奖励办法，鼓励科研人员创业创新。”目前，武汉市在创新体制机制上，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2012年，东湖高新区出台“黄金十条”，随后相继推出40多项配套政策促进创新，在科技转化成果的分红奖励方面，也提出了一些非常思想解放的举措。

“目前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在工程化这一环上。”丁烈云介绍，高校创新成果的产业化过程，涉及创新链、产业链、资本链三个链条。其中，从创新链和产业链来看，涉及研究、开发、工程化、产业化四环。

丁烈云解释，一项科研成果要产业化，有了专利和技术后，需要研发“样机”，再将工艺标准化，才能进行批量生产，这一研发样机的过程，就是“工程化”。他说，一般来说，高校在研究和开发上有优势，而企业有产业化方面的优势。发挥好这两个优势，就可以解决好科技成果工程化问题。

“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建立国家创新中心和国家科学中心，这是两个新的提法。”丁烈云说，武汉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应该有更多的国家级创新基地汇集于此。

他介绍，创新基地代表了一个城市的创新能力，可发挥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作用，为解决国家重大需求、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服务，是一个人才、创新设施、设备、要素的聚集地。

丁烈云说，目前，华中科技大学已经建有三个国家级创新基地，另外，高端数控装备的国家创新中心正在积极申报中，“希望武汉市政府能够给予促进和支持，同时抓住这一机遇，让更多创新基地在武汉建成。”

（特派记者郑汝可）

全国人大代表李晓红：

改革以论文和获奖为重的评价体系

“必须加快改革科技评价体系，这是制约创新、成果转化的最主要问题。”昨日，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晓红直陈改革“痛点”。

他举例说：“我们电气学院有一位副教授，每年转化成果盈利额大约有500万元左右，在学校领先，但是评教授连续两年都评不上，第三年才评上。这就是因为我们的评价体系注重的是论文，注重的是获奖。而论文这类科研成果很多时候被束之高阁。”

李晓红建议，科技成果体系评价的改革应该纳入“十三五”规划。此外，我国还应加强原始性创新，“原始创新在中国很少，而恰恰是原始创新才能够推进跳跃式发展。”（特派记者 蔡木子）

全国人大代表邓秀新：

科研项目立项不能凭人为喜好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农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邓秀新表示，要进一步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政策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一是政策需进一步细化，更有操作性；二是要改革科研项目的立项机制。

邓秀新举例说，有政策规定，科技成果完成人及其研发创业团队可通过科技成果转化获得利益，收益一般是转化所得除去成本后的百分之多少。但具体到成本怎么核算，却又没有明细规定。“有人认为仅指交易成本，有人认为要加上研发成本，还有人认为你使用办公室的电脑、桌子也要折算成本”。

为此，邓秀新建议，进一步完善政策细则。“此外政策还需具备稳定性、权威性，避免政出多门，不同部门之间的政策打架的情况发生”。

关于改革科研立项机制。邓秀新说：“有人说现在科技成果转化率低，那你的分母是什么，是论文数量么，这么多研究成果究竟有多少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

邓秀新认为，科技经济两张皮的根本原因是管理两张皮。“科研项目的立项，不能凭个别政府部门的喜好，也不能凭少数专家的喜好，而要对着问题立项”。

“此外，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企业最了解市场需求，创新的要求也最迫切。企业遇到什么创新问题，也应该及时提出来。”邓秀新说。

谈到武汉，邓秀新认为，武汉高水平大学、科研院所聚集，科研实力雄厚。而相比较之下，大部分企业的研发能力十分有限。他表示，应该建立企业提出问题、投入资金，谁有能力谁开展研究的创新路径，促进创新发展。

（特派记者胡雪璇 汪文汉）

全国政协委员马敏：

建立科技成果转换数据库

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建议，武汉市政府可建立科技成果转换数据库，打通高校与企业间信息通道。

马敏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砍掉科研管理中的繁文缛节”等具体举措来促进和鼓励创新。武汉作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应该继续制定一些深化细则，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武汉作为大学之城，具备科技创新必需的人才基础。”马敏说，武汉2012年起开始实施的“黄金十条”，领先于全国，给了科研人员很大的自主权；“青桐计划”在高校广受欢迎。

“科技成果转化不了，症结在于没有有效对接。”马敏说，前些年，华中师范大学一位教授团队研发出关于除草剂的专利，苦于找不到企业量产，“等到对接上，五六年时间过去了，我们才发现企业原来也一直在寻找类似项目”。

马敏认为，武汉市政府要主动作为，为高校和企业做好服务，比如了解科研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是什么，如何协助解决；同时，设立专项资金建立科技成果转换数据库，由专人及时更新。

数据库中，应包含武汉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正在研发的项目，需要转化的项目等展示，同时发布企业需求，以及政府的创业基金、政策和指南，促成三方的对接。“不仅是武汉的企业，可以涵盖外地的，包含国际企业的需求，打造成一个科技成果集中转化的窗口”。 （特派记者郑汝可）

全国人大代表万卫星：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交接棒要顺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万卫星长期从事基础科学研究。他说，其实不光从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方面存在梗阻问题，在科学研究体系内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也存在交接棒不顺的问题。

“一项基础研究成果，真正为应用研究产生帮助，比发几篇论文有价值得多。”万卫星建议，国家应该出台相关的激励措施——如果一项基础研究成果对应用型研究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做基础研究的人员应该得到一定的鼓励。

万卫星现在北京工作，也曾长期在武汉工作过。他认为，武汉有众多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基础很好。他还建议，在武汉从事偏应用型研究的人一定要多走出去，去北京、去世界舞台交流学习。“研究不能仅为了生存，为了拿项目，而要真正追求有所创新才行”。

万卫星还说，个别地方政府一提到科技成果转化都非常急躁，“政府鼓励政策刚出来没几年，这都是几十年来大家想都不敢想的东西，一时反应缓慢也是正常的。政策效果需要积累，好的政策坚持个三五年，效果一定会出来的”。 （特派记者胡雪璇）

全国人大代表顾海良：

行政化管理方式也是繁文缛节

“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行政化管理方式就是高校推进科研成果转移转化中的繁文缛节。”全国人大代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院长、武汉大学原校长顾海良，在谈到进一步推进科研成果转移转化时表达上述观点。他举了一个例子：打车报销也要复杂手续，一些老师可能就觉得太麻烦，不报销了，以后产业化的事情也少做点儿了。

顾海良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写到“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砍掉科研管理中的繁文缛节”，下一步重在协调各部门的力量细化落实，科研成果转化不只是学校产业部门的事儿，还是教学、人事、财务部门的事儿，要共同创造一个鼓励产业化的大环境。 （特派记者 蔡木子）

全国人大代表李培根：

智能制造“使能工具”切勿依赖国外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昨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继续提到推进《中国制造2025》，在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到“实施智能制造工程”等，这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武汉要加快推进实施智能制造工程。

李培根认为，要把智能制造的供给侧作为实施重点。企业建立智能制造系统，需要一些基础的软、硬件系统，或称智能制造“使能（负责控制信号的输入和输出）工具”，我国在智能制造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最重要的体现也在此。试想，今后我国智能制造需求增长速度将逐步加快，但是我国的智能制造使能工具的供给能力还不能很好地满足市场发展的需要，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很多企业在实施智能制造中不得不采用国外的软、硬件乃至国外的解决方案。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好这个问题，企业在建设数字化、智能化车间和工厂时，将形成对国外产品和技术的强烈依赖，我国智能制造将走向歧途。

李培根建议，政府在推进智能制造时，加强在智能制造使能工具方面的战略部署和研发支持，也就是从智能制造的供给侧发力。具体武汉而言，可在实施“制造业创新中心”工程建设中、国家重点科技专项中给予大力支持。

李培根还提出，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切忌盲目跟风。近年来，德国工业4.0在我国影响很大，加上《中国制造2025》及其智能制造的推进，少数地区和企业存在盲目跟风的苗头。如在一些地区，政府提出“机器换人”，恐怕不合适。因为在政府的号召下，企业很容易超出自身的发展阶段实施智能化或自动化。另一方面，这个口号也易导致对人（包括工人）的作用的忽视。这种情况对于国家智能制造的推进乃至工业化进程并无好处。

（特派记者柯立 汪文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