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省首批5048人已领或即将领到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记者走访部分纪念章获得者——

抗战四老兵，共忆峥嵘岁月

　　图为：昨日，“勿忘国耻、强我中华”纪念活动在武汉石门峰抗战纪念园举行。图为抗战老兵代表向英雄纪念碑献花。 （记者 张朋 视界网 郝利红 摄）

　　湖北日报讯

　　昨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30名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纪念章正面是抗日战士浮雕，背景是延安宝塔、黄河、橄榄枝等，背面刻着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字样及编号。

　　日前，该纪念章通过相关部门向全国发放，截至昨日，我省首批5048人已领到或即将领到这枚纪念章。

　　金灿灿的纪念章，联结起个人的热血青春与戎马生涯，诉说着时代的血雨腥风与众志成城。走访我省部分纪念章获得者，我们听到了这样的故事。

　　李颂卓：曾把“死”字刻在军帽里

　　“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

　　昨日，哼着这首抗日救亡歌，家住武汉市汉阳区桥东村的老兵李颂卓不禁老泪纵横。端详纪念章良久，李老思绪飞回1937年。

　　当时，他才17岁，看到学生在街头高唱抗日歌曲，大家边唱边哭，李颂卓被感召，他放弃在武昌大江中学的学业，拜别父亲当了一名防空兵。跟着部队，他辗转武汉、衡山、成都、重庆、兰州。白天，他们躲在草丛里，晚上开始用探照灯探测敌机的飞行轨迹，然后将信息提供给高炮部队以便射击。探照灯热量大，稍有不慎就被烫伤，“不过能打下敌机，再苦再累我们都高兴”，李颂卓说。

　　当年，日军夜以继日地轰炸兰州，时常上百架飞机一起出动。因为有了探照灯，日机不敢低空飞行，即便投弹，命中率小了很多。

　　1940年秋天，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在兰州招生，他毅然报考。学习期间，每天看着操场上“还我河山”几个字，他总是陷入沉思。想着想着，他偷偷在军帽里刻下一个“死”字——誓死保家卫国。毕业后，他参加了远征军，随远征军归国走到广西玉林时，听说日本人投降了。“大家高兴啊，把我抱起来抛向空中。”话及此处，李老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

　　他又起身，踱到床边，从枕头下翻出两个包裹，拿出日军侵华时使用过的桌布，上面绣着“Made　in　Japan”，“这是侵华的罪证，我特意保存至今”。另一个牛皮纸袋裹着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65周年纪念章，“集齐70周年的，我就有三枚了”，李颂卓十分自豪.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用最青春的时光保家卫国，李颂卓觉得无比光荣。如今，国泰民安，他更深感欣慰。

　　（记者 陈会君）

　　雷行：腰间插着手榴弹当记者

　　抗战胜利70周年了，95岁的湖北日报社原社长雷行没有闲着，他特意学习了电脑打字，用几年时间，将自己在抗日战地的文稿敲成了电子版，印刷出版以示纪念。

　　昨日，雷老边打字边回忆抗战岁月，想起大家共赴国难的慷慨激昂，想起牺牲的战友和同胞，想起自己的父亲，也是在抗战中牺牲，尸骨都未找到……手捧纪念章，雷老觉得，这不仅是对过去的纪念，更是对和平的感召。

　　1938年，雷老和无数热血青年一样，奔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中秋节后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1939年底毕业，被调到晋察冀通讯社当记者。“走向通讯社驻地时，我非常高兴，从此，我就是一名抗日战士了”，雷老回忆。

　　1940年春节过后，雷行开始外出采访，除了带笔和纸，腰间还插着两个手榴弹。“一颗是用来对付敌人的，如果敌人太多，另一颗是用来和敌人同归于尽的”，雷老说，好几位记者就是这样牺牲的。

　　在游击区，雷行每天步行50到70里路采访，几次遭遇敌军大炮、机枪的轰击和扫射，幸运的是，皆化险为夷。

　　身临其境，雷老用手中的笔与敌人战斗，他揭露日军罪行，采写报道《敌伪“寓禁于征”的“禁烟”政策》，《血海深仇狼牙山》等，他颂扬军民不屈不挠的抗日斗争，采写报道《张瑞合作社》等，受到党中央、总政宣传部好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雷老说，日本右翼反动势力妄图复辟军国主义，经历抗战的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都是不允许的。

　　（记者 陈会君）

　　邹崇芬：遗憾没和鬼子拼刺刀

　　“纪念章说明国家没有忘记我们，老兵不怕死，就怕被遗忘。”昨日，武汉市硚口区沿河大道丽水康城小区，95岁抗战老兵邹崇芬手拄拐杖，精神矍铄，吐字清晰。

　　1920年，邹崇芬出生在汉川一户普通人家，13岁时离开老家前往武汉。1938年日军对武汉大轰炸时，他正在一所中学读书。“日军轰炸很猛烈，武胜路一家茶馆被炸成了粉末，我们学校一天就被炸了3次。”那时，老师和学生都会在轰炸后自发回到学校，继续上课，后来学校彻底被炸没了，“老师流着泪告诉我们，学校没了，课上不了了，要记住这国仇家恨！”

　　这一席话让邹崇芬坚定了从军的信念。1938年5月，他考取了黄埔军校，被录入黄埔15期泸州本校独立第一大队，专业是防化科。1940年4月毕业后，他负责培训团、营级防毒军官、消毒人员。

　　邹老介绍，日军在中国战场使用化学武器，刚开始，中国士兵不了解，极为恐惧，经培训后，大家逐渐掌握应对方法，牺牲人数减少，军心士气有所提升。

　　1944年，邹崇芬被调至宜昌给当地驻军培训，之后又负责第六战区各军、师防毒器材的管理，最后，担任第51师防毒连连长至抗战结束。“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和日军在正面战场上拼拼刺刀”，邹老说：“我非常敬佩为国捐躯的将士们，比如张自忠将军，纪念抗战胜利，也是传承他们的精神。”

　　（记者 王馨）

　　吴佩玠：亲历鄂西会战惨烈炮战

　　昨日上午，石门峰武汉抗战纪念园，94岁的吴佩玠老人噙着泪花，朝英雄纪念碑深深三鞠躬。“国家举办纪念活动，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告慰”。老人感慨地说。

　　1943年5月，侵华日军发动“江南作战”，大举进攻第六战区，企图打通川鄂咽喉之道，夺取入川门户石牌要塞，威逼陪都重庆。这是继枣宜会战后中日军队在鄂西开展的又一大战，史称鄂西会战。时任九十四军炮兵团二营6连中尉连副的吴佩玠奉命开赴宜昌三斗坪集结待命，配属七十五军进袭宜昌，牵制敌军，策应主战场。

　　为迷惑宜昌守敌，七十五军分几路，虚张声势向宜昌挺进。到达宜昌以西，才趁夜色集中组成南北两路。“休整一天后，我连在南路受命。我和战友潜入宜昌西郊山地，观察敌情，选择阵地”，吴佩玠说，“在山腰处，我们看见一个宽约12米的大山洞，足可容数十人活动。这一发现，令我们喜出望外。”

　　黎明时分，战斗打响。吴佩玠从望远镜中看到敌前沿工事已被炮火击中。“连长电话命令我立即按预先测定的目标试射，修正后猛烈炮击。因我们所在的山洞是个‘死洞’，双方激烈交火中，爆炸声震耳欲聋，听不到对方话音，只能打手势示意。”

　　“我们连的山炮被击毁一门，士兵伤亡过半，排长谢楚石右臂被炸断，在运送后方医院途中因流血过多不幸牺牲。”回忆起牺牲的老战友，吴佩玠再度热泪盈眶。经过半个多月的鏖战，我方在鄂西会战中大获全胜。

　　“习总书记为抗战老兵代表颁发纪念章，我非常高兴，我们一定不能忘记日本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不能忘记历史的耻辱和教训。”吴佩玠说。

　　（记者 杨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