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周边地区秸秆燃烧的影响，2014年6月12日，武汉城区被笼罩在一片雾霾之中。两位市民用衣服遮挡住自己的口鼻，行走在马路上。本报记者 徐楚云 摄

　　长江商报消息（记者 柯美杰 周舜尧 胡梦 刘迅）禁止露天燃烧及综合利用秸秆，首先要做到禁烧，如何根治“烧秸秆”这一上千年流传下来的农耕习惯，在连日来举行的湖北省“两会”上，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支招，提供经验和设想。

　　秸秆焚烧污染巨大

　　列席此次政协会议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尤明青博士认为，湖北省在人代会上以决定的形式禁烧秸秆，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

　　尤明青说，湖北地形特殊，地势高低相差悬殊，全省三面被山地环绕，中南部又为江汉平原，因此地势呈三面高起、中间低平的不完整盆地，不利于粉尘、雾霾扩散，在湖北这种特殊的地形、天气的互相作用下，秸秆焚烧后，大气污染将呈现面积大、持续时间长的特点。

　　“全面禁烧，对环境是有好处的，能减少这一类恶劣天气的出现。”尤明青说，秸秆焚烧也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季节性，在固定季节甚至固定那几天里集中燃烧，危害非常明显。

　　湖北省政协委员、致公党湖北省委员会专职副主委彭光华认为，禁止焚烧秸秆确立下来，对农民和广大居民都有好处。

　　彭光华说，焚烧秸秆时，大气中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三项污染指数达到高峰值，对人的眼睛、鼻子和咽喉含有黏膜的部分有严重刺激，轻则造成咳嗽、胸闷、流泪，严重时可能导致支气管炎发生。

　　“烧秸秆也是无奈之举，这是传统耕种方式决定的。”彭光华说，禁烧有利于推进更好的生产方式，农场化、现代化、集约式的方式有可能解决这一问题，用机械真正代替人工，禁烧问题也引刃而解。

　　湖北省人大代表、荆门市东宝区区长孔智勇介绍，东宝区每年产生秸秆24.8万吨，30%就地还田，10%被农户作为牲畜饲料，20%作为工业原材料、沼气原材料等进行综合利用，40%被焚烧，焚烧秸秆总量为9.92万吨。

　　“如果按此计算，全焚烧的秸秆对空气确实造成较大污染。”孔智勇说，按每吨产生37.6公斤烟尘、0.51公斤二氧化硫、1.02公斤氮氧化物来计算，仅东宝区每年燃烧秸秆就将产生烟尘3729.92吨、二氧化硫50.59吨、氮氧化物101.18吨。

　　实施“以奖代补”提高农户积极性

　　去年，湖北省荆州市启动秸秆“禁烧”（详见本报2014年10月17日报道）。禁烧后，地里的秸秆要切割、打包或粉碎，再组织劳力运送到周边的回收站。在荆州代表团，多名代表提出，秸秆从地里到回收站，仅在这一环节，农民成本增加，但从上至下却没有相应的配套补贴政策。

　　“我们算过一笔账，收割机增加装置，每亩地成本增加10元。”湖北省省人大代表、荆州市沙市区区长刘辉萍说，农机加装切碎装置，机械负荷增加，油耗增大，作业效率降低，很多农机主推行之初，不愿意加装设备。同时，收割机准入管理难，农作物机械收割又是市场化运作，缺少强制手段，农民顾忌成本，秸秆禁烧实施非常难，有的图省事趁天黑一把火烧了。

　　湖北省人大代表、监利县县长黄镇则认为，秸秆禁烧涉及面非常广，县级财政能力有限，专项投入大，禁烧经费难以保证。去年8月，监利县城城区及周边4乡镇、39个村开展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试点，安排专项资金900万元。刘辉萍说，去年在沙市投入专项资金也有400余万元，但对禁烧仍显不足。

　　黄镇建议，结合湖北实际，制定全省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管理办法，落实主体责任，将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纳入地方各级环保、农业目标责任体系，严格检查考核。对重点区域按治理成效实施“以奖代补”，争取中央基本建设投资，对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给予支持，建立完善交通运输绿色通道制度，降低秸秆综合利用流通成本，促进回收利用。

　　实际上早在2012年，荆门市也开始了秸秆禁烧工作。去年，荆门秸秆综合利用率达82.9%。2014年夏秋收季节大气质量明显好转，夏收、秋收期间，荆门市城区PM10浓度均值分别下降29.9%、11.9%，PM2.5浓度均值分别下降22.8%、9.5%，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群众投诉减少，禁烧工作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

　　湖北省人大代表、荆门市委代理书记别必雄说，推行禁烧工作要加强社会宣传，形成社会共识，各地方必须采取多种方式，提高基层干部与农民的积极性，才能抓好禁烧工作。

　　别必雄建议抓好禁烧工作必须搞好秸秆回收，目前来说要建立财政补贴机制，省市县三级财政都要建立专门的秸秆回收专项资金，“镇、村两级是没钱可拿的，补贴资金来源必须是省、市、县三级政府。”

　　“着力提高农户积极性。采取禁烧补贴和秸秆出售补贴相结合，我们东宝现在禁烧补贴是10元/亩，在此基础上，对农民出售的秸秆按吨再进行补贴。”孔智勇说，应适当提高秸秆回收作业机械地方财政叠加补贴标准，提高农户禁烧秸秆、综合利用秸秆的积极性，让农民“惜秆不烧”。

　　发展收储中介搞活秸秆流通

　　湖北省人大代表、沙洋县委书记揭建平建议要充分发挥企业、专业合作社的积极性。揭建平说，2012年沙洋开展禁烧工作的时候，各镇、各村都到田间地头宣传禁烧工作但收效甚微，“监管、巡查的人在的时候农民朋友不烧、一旦人走了，处处冒烟。”

　　“去年效果一下就好起来了。”揭建平说，去年沙洋拿出财政预算100万元，用于补贴禁烧工作，主要是鼓励企业、专业合作社回收秸秆。

　　湖北省人大代表、京山县峥嵘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峥嵘说，目前农民一亩水稻田秸秆能卖90元左右，但除去人工运费，农民觉得不划算，因此农户不愿意回收秸秆。

　　刘峥嵘建议，利用专业农机合作组织，大力支持秸秆还田技术的发展。刘峥嵘的京山县峥嵘农机专业合作社专门从事秸秆还田，每年机械还田近2万亩，其中他个人还田5000多亩。

　　“其实秸秆还田将增加农田有机质，改良土壤，提高水稻产量。”刘峥嵘说，同样的田，进行了秸秆还田的一般来说亩产要提高50斤左右。

　　孔智勇也认为，应该大力发展从事秸秆收储的专业合作社等中介组织，在乡镇村组建立收储网点，搞活秸秆流通。解决企业收购半径有限、农民运输成本高和专业机械购置成本高、利用率低等问题。

　　村集体推行像禁鞭一样禁烧

　　李山村是湖北省蕲春县大同镇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距县城60多公里，海拔800多米，有村民156户650人。25年前，因为烧秸秆、这个小山村每年至少发生两次火灾，但从1990年起至今，再也没有因此发生过火灾。

　　湖北省人大代表、蕲春县大同镇李山村党支部书记田祥森说，上世纪80年代，李山村因为烧田埂、烧秸秆引发一场大的山火，一次就烧掉了500亩山林，这次大火深深地触动了村民，因此，村集体决定在村内推行野外涉火的“十不准”，主要包括禁止燃烧秸秆、烧钱纸以及燃放鞭炮等行为。

　　田祥森说，全村分为5个小组，28个党员干部，以党员干部和小组长为核心，成立了治安护林防火队，其核心职责中的一项，就是负责巡查，禁止在野外、田间地头燃烧包括秸秆在内的易燃物，如果有村民违规，最高可能被罚款500元。

　　“大家逐步都认可不再燃烧秸秆。”田祥森说，除了严厉禁止燃烧，村里为了发展经济，同时也是方便村民处理掉烧柴以外的秸秆，办起了养牛、养羊的专业合作社，把秸秆当作饲料收集，用于喂养牛羊，也促进了农民收入增加。

　　“禁止露天焚烧秸秆，政府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来，像禁鞭一样抓好禁烧工作。”湖北省人大代表陈俊说，以前各地抓禁鞭工作，如果政府稍一放松，就禁不下来。但近些年来，一些城市的禁鞭工作基本达到成效，这与政府的监管有很大关系。相对来说，禁烧工作更难。

　　“老百姓烧秸秆随意性很大，更需要政府负起责任来。”陈俊说，政府必须完善区域联动、部门协调、县乡为主、村组落实的防控机制，确保秸秆禁烧任务细化到田、责任到人。

　　加大土地流转促进规模化生产

　　除了采取各种方式禁烧、收储，也有代表、委员认为应该考虑到一个环节——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种植品种。湖北省人大代表、松滋市市长李恒说，现在比较重要的是要在农村推动土地流转，提高农业规模化、产业化水平，让秸秆收集、还田等综合利用秸秆的做法具有可操作性。

　　“农村劳动力不足，家家户户因禁烧人力成本大增，影响积极性。”李恒说，如果农民将土地租给农业大户集中种植，那么禁烧工作不再是对家家户户，而是直接针对种植大户，或是农村合作社。以秸秆还田为例，秸秆粉碎、土地深耕等需要农机保障，只有规模化农业条件下才能得到保障，对于每户两三亩田地的分散农户而言，秸秆还田推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同时，对秸秆收集站点建设和收集运输环节进行补贴，鼓励企业和经纪人队伍收集秸秆。

　　“我们还应该调整种植结构，鼓励农民优化品种。“李恒说，据他调研的情况看，秸秆不仅能用来发电，还能用来编织草绳，这是一个庞大的市场。

　　“现在农田的秸秆，大多细而脆，可利用率不高。”李恒说，不少农村地区用较粗、韧性强的秸秆编织草绳，用于树木保护等，市场前景可观。这就需要引导农民调整种植品种，变废为宝。

　　湖北省大大代表周明炎说，都说农民积极性不高，那是因为没有让农民看到实实在在的效益。他曾经在四川一个村子看到，家家户户自发将收割的秸秆送到村里的沼气站，用于生产加工成为沼气后，工厂以最低成本价供应周边村民使用。“让村民看得到实惠，禁烧工作才能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