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兵临城下，白崇禧仓皇南逃，国民党残部蠢蠢欲动搞破坏

　　图文：破晓前夕“真空期”武汉保卫战

　　图为：陆天虹近照

图为：解放前夕的武汉三镇

　　楚天都市报记者苏海涛

　　这是4月一个清爽的清晨，武汉市永清路附近江滩，87岁的退休老干部陆天虹像往常一样晨练。“呜——”过江轮渡的汽笛声响起，把他的思绪拉回到60年前。

　　如今已满头白发的老人，彼时风华正茂，任中共天（门）汉（川）县委城工部部长，负责开展武汉的地下工作。

　　从1949年5月15日白崇禧弃城南逃，到17日武汉三镇全面解放，这3天被称为武汉解放的“真空期”，也是陆天虹一生中最紧张、最激动的日子。当时，他在距武汉市百余公里、一个叫张家湾的小村庄，通过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线，指挥和掌握着发生在江城的各种或明或暗的斗争。

　　解放军大兵压境白崇禧仓皇南逃

　　“在全国大城市解放史上，‘武汉模式’独一无二。”陆天虹说，武汉解放既没有经过浴血奋战，也不是通过和平谈判，而是多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当时，肖劲光率领的四野十二兵团长途奔袭打到孝感，已做好强攻汉口的准备；解放军第四十军一五三师在团风至武穴一线强渡长江，准备包抄武昌；而国民党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五“绥靖区”司令张轸，率领五个师在金口宣布起义。

　　面对种种不利形势，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于5月15日下午坐飞机匆匆逃离武汉。随后，驻守武汉的国民党守军向解放军滠口红薯岭阵地放了几下“起身炮”，旋即遭到解放军118师炮兵的猛烈还击，约半小时后，国民党大部队开始全线撤退。

　　当晚7时，国民党武汉守备司令鲁道源发表书面谈话，称放弃武汉后，地方治安“由地方警察机关和人民自卫队负责”。午夜，国民党五十八军全部撤离，而此时解放军尚未进城，武汉三镇进入“真空期”。“对于这种情况，我地下党和各级城工部是有充分准备的。”陆天虹告诉记者，早在十多天前，国民党军队就有撤离迹象，武汉的治安日趋混乱。潜伏在武汉的地下党迅速成立三个指挥中心，一个位于汉口保元里9号，一个位于原汉口市电信局大楼，还有一个在武昌的原鄂南电力公司大楼。“我们秘密组织好各种力量，只要国民党军队一撤，立即出面控制局势。”

　　地下党浮出水面红帽队守护安全

　　白崇禧逃离后，留下小股残余部队，准备破坏武汉的供水、供电、轮渡等重要设施。当时国民党的口号是“大破坏、大搬迁、大屠杀”，重要设施搬走，搬不走的炸掉；而我地下党针锋相对，提出“反搬迁、反破坏、反屠杀”口号，护厂护校，维持社会秩序。

　　为了让解放军能顺利、完整地接收武汉，潜伏在城里的各级地下党员390余人，以及解放区各级党委的城市工作部工作人员，纷纷亮明身份，与破坏分子斗智斗勇。

　　陆天虹回忆，当时武汉的地下党属上海局领导，而解放区各级党委也都在武汉派驻有城市工作人员，各个组织、各条线之间都是单线联系，因此，许多朋友、同学之间相互都不知道对方身份。“由幕后走上前台后，许多人都感慨颇深：原来我们身边有这么多的同志。”“义勇消防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民间自发组织成立的一支消防力量，各个区都有。在“真空期”，“义勇消防队”成了地下党组织最可靠的“武装力量”，他们统一着装，头戴红色钢盔，手持木棍，在闹市区和重要工厂、学校轮流值班，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红帽队”。

　　反破坏轮渡隐蔽反搬迁工人跟踪

　　那时武汉没有跨江大桥，三镇交通全靠轮渡。而武汉轮渡管理处处长童伊为，也是天汉城工部安排的人。

　　15日，留守武汉专门实施破坏的国民党武汉守备司令鲁道源，派工兵准备炸毁沿江轮船和码头。大多数轮船当时已开往青山、谌家矶等地躲藏，坚持摆渡的“兴山”、“长阳”、“汉阳”3艘轮渡，见到爆破工兵来到，也调转船头就跑。“兴山”号跑到王家港，碰到4号铁驳船呼救，船员们冒着被流弹击中的危险，用缆绳拉着驳船一起跑。趸船跑不动，童伊为就用银元收买国民党工兵排长，将点燃的引线偷偷剪断。

　　汉阳船舶修造厂是国民党在华中修造船舰、进行军事运输的重要军工企业，管理极其严格。以前曾有一名地下党打入，不久即被开除。城工部工作人员李汉涛的表兄李书林是该厂钳工，在陆天虹等人的安排下，李书林答应为共产党做事，他找到年轻车工张世忠，两人以坐茶馆聊天和个别串连的方式，团结了数十名工人。

　　当国民党宣布向长沙、重庆撤退时，李书林等人组织了百余名工人同厂方谈判，反对搬迁，要求发放遣散费。后来厂方不得不妥协，答应留下三分之一的机器和部分工人。在拆卸机器时，李书林、张世忠想方设法拆散并藏起一些关键零件，使搬走的机器不能配套运转。国民党大部队向长沙逃窜时，李书林跟踪前往，探明了被搬走机器的下落，武汉一解放，即在军代表的支持下，从长沙将机器运回，迅速恢复生产，修理船舶支援前线。

　　飞行员响应策反工兵连智排地雷

　　当时陆天虹手下有个叫刘业成的城工人员，通过老乡关系接触到程德骥、李冠军等几个汉口王家墩机场的空军地勤人员。该机场是白崇禧的空军前线阵地，岗哨密布，刘业成在程、李的掩护下，借穿空军制服，进入机场位于唐家港的宿舍，向一群空军飞行员讲话，鼓励他们在反破坏、反逃跑、反搬迁中作出贡献，维护飞机和机场设备的安全，等待解放军接管；如果上级命令他们轰炸，也要尽量把炸弹扔往空地。

　　武汉告急时，白崇禧准备炸毁机场。城工部关系人童治周利用北方老乡关系，成功策反工兵连长李树柏起义。李先是派工兵像模像样地安炸药、埋地雷，骗过白崇禧派来监督的人；接到爆破命令后，李树柏不仅没有点火，反而按照事先做好的记号，一个一个排雷。

　　汉口自来水厂、武汉市电信局、电厂等，都是国民党要炸毁的目标；陆天虹等及时采取对策，组织工商界头面人物出面谈判，请求他们“体恤民情”。留守的国民党部队当时大多抱着“敲诈一笔走人”的心态，所以花钱基本都能解决问题。

　　5月16日，隐藏在长江上游的渡船，鸣着胜利的长笛返回汉口，次日即恢复轮渡通航；而汉口公共汽车管理处隐蔽起来的18辆公交车，19日也重新行驶在市区；5月8日即奉命停播、准备南撤的汉口广播电台，由于城工部的郭承先等人巧妙周旋，设备器材全部保存下来，19日以“汉口人民广播电台”的呼号开始播音。

　　前市长火线反正大武汉换了人间

　　5月20日人民解放军部队进城后，城工部的工作结束。各级解放区政府的城工干部在胜利街的交通银行大楼设点，成立华中总工会，主要工作是组织工人恢复生产，陆天虹当时任秘书主任。

　　一个星期后，陆天虹在办公室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原汉口特别市市长晏勋甫。他是被城工部一名叫林涯萍的工作人员做工作留下来的。当时汉口工商界有个大老板叫林厚周，与林涯萍是汉川本家，城工部通过林厚周与晏勋甫接触，提出只要他留下来出面维持秩序，就算立功。

　　策反晏勋甫的计划是由陆天虹制定的，但之前两人从未谋面。陆天虹回忆，当时晏勋甫西装革履，显得很文雅，一进门就握住自己的手，不停地说“幸会幸会”，并说他好几天没睡着，一直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来，晏勋甫成为新中国武汉市政府参事室主任。

　　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第一任市长吴德峰。交接大会上，晏勋甫将国民党汉口特别市政府的全部材料和档案清册，一一点交给新生的武汉市人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