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史话]辛亥武昌首义

　　中国的封建社会前后长达二千多年，为世界之奇，而终结这一历史、开启民主革命新纪元的就是辛亥武昌首义。

　　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尊奉儒家学说为统治思想，但有儒家“亚圣”之称的孟子所主张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却从未在封建社会被统治阶级实际接受、施行。在二千年的漫长岁月中，封建统治者倒是将此顺序反了过来，无不擅天下之利，独享特权，儒家只是他们选择性的统治工具。至晚清，封建统治者更是腐败无能至极，对外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对内欺压百姓、肆意妄为，引起了太平天国运动等诸多反抗起义。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思想，迅速在海外华人中传播开来，反清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拉开了序幕。

　　1905年8月，为壮大反清力量，统一起义行动，孙中山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反清进步组织，在日本东京共同组成了中国同盟会，在日的中国留学生踊跃参加。由于留日学生中很多是从武汉各书院学堂毕业，这些人回国后直接带动了武汉及各地的革命发展。早在1904年，刘静庵等人就在武昌创建了一个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与之前会党性质的自立会不同，科学补习所已具备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组织形式和理论基础，是武汉、并且是湖北第一个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与黄兴领导的华兴会联系频繁，后遭到晚清政府的破坏告终。1906年2月，刘静庵等人又以教会武昌圣公会为掩护成立了日知会。同年春，湖南爆发了萍浏醴起义，刘静庵等欲在武汉响应，因叛逃出卖被捕，病逝狱中，后葬于今伏虎山烈士陵园，日知会也随之被彻底破坏。从1907年开始，武汉地区各种革命小团体涌现，如：集贤学社、军队同盟会、兰友社、辅仁会、振武学社等，经分化组合后，最后形成了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主要的革命组织。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碑

　　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同盟会欲在长江流域再次发动起义，便派人赴武汉联系了解武汉的革命组织。当时，文学社社长是蒋翊武，共进会主要负责人是孙武等人，两个组织在新军中发展成员时常出现摩擦，此次同盟会总部来人欲行起义，两个革命组织都意识到不能分立需要联合，遂开始了协商。与此同时，晚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收回已商办的川汉、粤汉等铁路，却拒不归还由百姓集资的筑路资金，并要将路权卖于外国。“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晚清政府的腐败、一再地挑战公信，早已使其陷入了“塔西佗陷阱”，如今又公然侵吞民众财产、取悦列强，彻底激起了人民的反抗。1911年6月，四川保路运动爆发。9月21日，湖北新军奉命进川镇压起义，武汉仅留有少数驻军。这是革命起义千载难逢的机会。9月2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武昌胭脂巷11号共进会机关召开联合会议，决定于10月6日（中秋节）起义，并推选出蒋翊武为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公等人为政治筹备员，总指挥部设在了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学社机关内。后来，起义指挥部感到准备时间非常紧迫，又将起义日期延至10月11日。

　　因保密不严，社会上开始流传“中秋节杀鞑子”，官府有所察觉，湖广总督瑞澂（chéng）命令收缴各营士兵子弹，宣布中秋节戒严。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配装起义所需的炸弹时，意外引发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而来将起义名册、旗帜等全部搜走，并交予湖广督府。瑞澂随即下令封禁江面，派兵把守交通要道，不准各部队相互走动，在封闭的武昌城内四处查搜革命党。此时，负伤逃脱的孙武建议立即起义自救，不要坐以待毙。消息传回武昌，蒋翊武下达了当晚起义的命令，并派出多个交通员传信各新军革命党。当晚，清军警搜查至总指挥部，蒋翊武逃脱，刘复基、彭楚藩等人被捕。同晚，交通员杨洪胜也不幸在送炸弹途中被捕。瑞澂会同武昌知府陈树屏连夜刑讯审问了彭、刘、杨三人，没有得到任何信息，于10月10日凌晨将三人杀害在督署东辕门。为纪念三位革命烈士，武汉人民如今在武昌阅马场树起了三人的塑像，并将附近一条路命名为彭刘杨路。

　　10月10日天亮后，晚清湖广当局按查获的名册大肆捕杀革命人士，武昌全城弥漫着恐怖气氛，欲行起义的革命者都处在危险之中。营地在黄土坡（今湖北省总工会处）的工程第八营革命党，9日接起义通知：一听到南湖炮响就占领楚望台军械库，迎南湖炮队进城。但9日未闻炮声就没行动。此时，各起义领导人或被捕殉难、或逃脱后失去联系，群龙无首，形势已异常紧迫。至10日下午3点，工八营的革命党代表熊秉坤又接到当晚7点起义的通知，立即通知了营内各队准备行事。7时许，工八营一排长查哨见士兵金兆龙荷枪实弹，大惊失色，立即要求金兆龙放下枪，金兆龙大喊：“众同志不动手更待何时！”革命党人程正瀛问声开枪射杀查哨排长，打响了辛亥武昌起义的第一枪。熊秉坤听到枪声后，立即赶到助阵，并鸣笛集合革命党人，随后率众攻占了楚望台军械库，打开中和门（今起义门）做好了迎南湖炮队的准备，建立了起义指挥部。这时革命党人工八营左队队官吴兆麟赶到，因富有指挥经验，被众人推举为临时总指挥。吴兆麟严申了纪律，命令做好进攻湖广总督署准备，同时派出一支队伍前往南湖迎接炮队。此时南湖炮队内的革命党也正在起义，最后夺取了12门炮会同前来迎接的工八营自中和门入城。几乎同时起义的辎重营也从武胜门（今积玉桥一带）入城，绕道奔至楚望台，随后各营起义军陆续赶到。

黎元洪墓

　　起义军会合后，立即兵分三路进攻湖广督署，因瑞澂聚集了重兵固守抵抗，各路义军进攻受阻，都有所伤亡。这时南湖炮队已在中和门、蛇山建立了阵地，开炮轰击总督署，但天黑难辨屡射不中。攻至总督署后的起义军请一商铺老板放火指明，老板慨然烧了自己的商铺。几番准确的炮击后，瑞澂魂飞魄散，打穿督署围墙奔至江边，登上楚豫号兵舰逃命去了。经一夜激战，10月11日拂晓，起义军占领了整个武昌城。下午1时许，起义的革命党人及绅商等代表齐聚红楼，开会讨论组织革命军政府，因革命党主要领导人均无法联系上，为助声威，遂推举了本反对革命的清军军官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不赞成革命的立宪派代表汤化龙也成了民政总长。当晚，为推进革命发展，军政府内又由吴兆麟、蔡济民等人组成了谋略处，担负起了实际的领导工作。在谋略处主持下，起义军宣布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成立，废止了清朝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重申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定共进会九角十八星会旗为革命军军旗，还制定了《檄天下文》等文告，以湖北军政府和黎元洪的名义公布。同日，江北的革命党响应起义，汉阳、汉口相继光复。汉口还于次日在江汉关设立了汉口军政分府。辛亥武昌起义成功！

龟山公园内的黄兴铜像

        重镇失守，影响甚大，清政府立即调集了重兵反攻革命军，直扑汉阳、汉口，辛亥革命中规模最大、争夺最激烈的阳夏保卫战爆发。清军数倍于革命军，补给充足，攻势猛烈，而革命军势单力薄，后援不继，凭借顽强革命意志而做的抵抗终不敌强敌，节节败退。10月28日，黄兴偕宋教仁等从上海抵达武汉，会晤黎元洪之后即赴汉口视察战况，并在汉口设立了司令部，亲自督阵指挥。由于之前战场混乱，后补充的士兵又多是新兵，抵挡不住清军的进攻，11月1日汉口失陷。此时，革命军内部出现争隙，宋教仁等欲使黄兴担任湖北、湖南大都督，而地域派系思想较重的孙武等人仍希望由黎元洪统领全局，最后双方议定黄兴担任战时总司令，但需由黎元洪授予。11月3日，黎元洪在武昌阅马场拜授黄兴为战时总司令。当天，黄兴着戎装赴汉阳布防备战。黄兴带领革命军一度稳据汉阳，反攻汉口，但后来清军猛扑，汉阳终在27日失守。黄兴悲愤之下欲以死殉职，被众同志劝下退回武昌。面对大军压境，当晚军政府召开紧急会议，黄兴深以失守汉阳为愧，他建议放弃武昌顺流而下攻南京，黎元洪赞同。但是，大多数革命党人认为武昌是首义之地，不同意放弃，张振武更是拔刀高喊：“敢再言放弃武昌者斩！”全场掌声雷动，誓与武昌共存亡。会后，黄兴离开了武昌。

　　每一次社会变革都会使各类人群的期望膨胀。掌控北洋军系的袁世凯，想趁镇压革命军的时机从清朝处捞得更大权力，遂减缓了对武昌的进攻，提出议和以此要挟清朝；立宪派也趁机活跃起来。南北议和开始。此举也迫使清幼帝溥仪于1912年2月12日颁布诏书退位。在武昌起义期间，1911年11月9日，湖北军政府正式颁布了由宋教仁起草的《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这是中国第一部具有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案，之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是以此为基础而成的。令人惋惜的是南北议和后，孙中山先生为了国家让出了中华民国大总统之位，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革命者精心制订的各类法律逐渐成了一纸空文。旧制度的松动和新制度的滞后，必然给社会带来动荡。中国陷入到了封建复辟、军阀混战之中，没能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尾巴，又一次错过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机会。

　　自1895年10月孙中山率陆皓东、郑士良等第一次在广州起义后，兴中会、光复会及之后的同盟会于十余年间发动了十多次反清武装暴动，即使在武昌起义的同年4月，还爆发了广州黄花岗起义，但都以失败告终。唯独武昌起义，在没有主要领导人的指挥情况下，革命义士自行起事取得胜利，并迅速带动了全国的革命发展，短时间内各省纷纷独立，使得清朝封建政权土崩瓦解，最后促使清帝退位，结束了中国长达二千年封建社会。

武昌红楼前的孙中山铜像

　　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作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祭明太祖文》和《谒明太祖陵文》中写到：“武汉军兴，建立民国。义声所播，天下响应。”“武汉首义，天人合同，四方向风，海隅景从。”从此，“首义之城”声名远播。武汉使孙中山先生多年所渴望、毕生之追求的事业成功地在这里拉开了帷幕，这令他对这座城市别具感情。在4月1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受副总统黎元洪的邀请，孙中山于4月9日抵达武昌，受到武汉人民夹道欢迎，开始了其首义之行。在武汉期间，孙中山先生在都督府（今武昌红楼）发表了著名的《共和与自由之真谛》长篇演说，并游览视察了长江、汉阳铁厂等地。1919年，孙中山先生出版《建国方略》，其中对武汉进行了宏伟构想。他写道：“武汉者，指武昌、汉阳、汉口三市而言。此点实吾人沟通大洋计划之顶水点，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而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也……至于中国铁路既经开发之日，则武汉将更形重要，确为世界最大都市中之一矣。所以为武汉将来立计划，必须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其情之切、其识之远，令武汉人永远地缅怀、景仰。

　　百年已逝，但武昌首义却将无尚的荣誉永远地留在了武汉，所展现出的首义精神也已深植于武汉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