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史话]林则徐武汉禁烟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座浮雕中有一幅是“虎门销烟”，是其中时间最早的历史事件， 反映了那场禁烟运动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少有人知，这场由林则徐主导的禁烟运动最早是从武汉开始的。

　　林则徐，字少穆，谥号文忠，今福建福州人，1830年曾任湖北布政使，1837年初升任湖广总督，坐镇武昌。林则徐任湖广总督时，国人吸食鸦片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且日渐泛滥。据统计，1800年时输入中国的鸦片有4570箱，到1838年至1839年间，已猛增至20200箱，并且鸦片贸易多是走私，在鸦片战争爆发前20年，西方各国通过鸦片贸易至少已掠走中国白银1亿两以上。对于吸食者而言，吸食鸦片很容易上瘾，一经上瘾又很难戒除，时间长了人会变得精神萎靡、骨瘦如柴，无法从事体力劳动，导致收支失衡、家庭破裂，进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道光帝朝服像

　　1838年6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道光皇帝，痛陈烟毒之害，道光帝下令命各省督抚讨论黄爵滋的奏折。林则徐研读了黄爵滋的奏章后，坚决支持禁烟，并写下了著名的《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其中说到：“自鸦片烟流入中国，其初不过纨绔子弟习为浮靡，嗣后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可见吸食鸦片几可为世风流俗。顾炎武在探究明亡原因时曾说：“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北宋王安石力图变法改革时也曾说：“风俗之变，迁染民志，关之盛衰，不可不慎也。”这些经历了朝代更替、改革振兴的人物，所述之言必然有其道理，是在警醒后人重视风俗之变。一杯清水不能把一滴污水变清澈，一滴污水却能把一杯清水变污浊，包容的社会能容的是“俗”，而非“烂”。但是，晚清的大多数官员远未认识到吸食鸦片之风的深刻危害，不仅讽刺有识之士杞人忧天，无所谓地自己也吸食，还利欲熏心在鸦片贸易中受贿，包庇鸦片走私，放任鸦片在民间泛滥。在讨论禁烟奏章中，以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为首的既得利益者反对禁烟，共有21人，而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支持禁烟大臣仅有8人。

　　林则徐对禁烟不仅立场鲜明、态度坚决，而且履诺践言、身体力行，在朝廷讨论禁烟时便会同自己治下的湖北巡抚张岳崧、湖南巡抚陈宝箴，首先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开始禁烟。林则徐在武昌、汉口、汉阳、长沙等地专设禁烟局，委派办事得力的官员主抓禁烟事宜，收缴烟具鸦片，处置走私烟犯，同时还研制戒烟药品供烟民解除毒瘾。其中，汉阳禁烟尤为突出，林则徐还为其报功请奖。一时间，武汉及两湖地区风清气正，秩序井然，社会生产有了显著改善。林则徐禁烟取得成果后，看到朝廷仍对禁烟犹豫不决，迟迟不动，又再上奏道光帝，情真意切地力陈：若再任鸦片泛滥，数十年后中原再无可御敌之兵，且无可充饷之银。道光帝为之所感所惊，召林则徐入京觐见。1838年11月27日，林则徐从武汉启程进京。入京后，道光帝分八次召见了林则徐，遂下令禁烟，并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随后，便有了虎门销烟及鸦片战争。林则徐在武汉发起的禁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计划、大规模、彻底有效的禁烟运动，体现了爱国人士的远见卓识，展现了国人奋发图强的精神，开启了虎门销烟的前奏。

　　相比中饱私囊、目光短浅的同时期晚清庸臣，除了闪耀的禁烟功绩，林则徐还组织人收集编译西方著作，了解世界的发展动态，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艺。由于在鸦片战争中晚清失利，道光帝慑于英国兵威，将林则徐革职惩处，充军伊犁（今新疆），林则徐在广州的“开眼看世界”也随之作罢。林则徐临行伊犁前将已编撰的《四洲志》及相关资料交给了老友魏源，嘱其完善再撰《海国图志》。魏源不负林则徐之托，一年后写成了《海国图志》，其中提出了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还赞誉林则徐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令人惋惜悲愤的是，中国志士费尽心血编撰的《海国图志》终未被当时中国人足够重视和学习，反而引起了邻国日本地方权臣和知识分子的极大关注。对此，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到：“魏氏又好言经世之术，为《海国图志》，奖厉国民对外之观念。其书在今日，不过束阁覆瓿（bù）之价值，然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其书所激刺，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话剧。不龟手之药一也，或以霸，或不免于洴澼絖（píng pì kuàng)，岂不然哉！”有必要一提的是，之后日本在侵华战争前成为对华输出鸦片最重要的国家，在华中地区即以汉口日租界为制毒贩毒大本营，而此时已无林则徐。

　　除却对世界的了解，林则徐在充军伊犁期间还整理记录了当地的军防、经济等各方面信息，提出了塞防俄国的建议。后来林则徐返乡养病途经湖南，约见了友人推荐的左宗棠，对这位三试不第、年近不惑却仍为一介布衣的异才甚为赞赏，认定将来代己御俄者必是此人，遂将整理的资料交付给了左宗棠。果然，后来在俄国侵入伊犁时，左宗棠请缨出战收复了大片领土，林左之约也被传为一段佳话。

林则徐画像

　　林则徐的一生正应了他所作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视神州大地为自家财产的晚清皇帝恐怕都不能与此对照，更不用提那些谋求苟活名利之徒。他们唯利是图，为了利益敢于公然违令不从；鼠目寸光，为了争夺权力置国家利益不顾排挤有识之士。正是这些人使中国又一次错失了赶上世界脚步的机会，使中国在近现代受尽屈辱。侵害中国最深的日本与中国有同样的闭关锁国经历，虽说以其小避免了如“鸦片战争”式的更大损失，却能迅速强大起来侵吞中国。如斯塔夫里阿诺斯诺在《全球通史》中所述，日本采用的是“日本精神，中国知识”、“东方道德，西方技艺”。经历之后，我们才知道单纯的“勤劳、勇敢、善良、热情”，在“团结、奋发、务实、创新”面前不堪一击。看得见的鸦片易除，看不见的“鸦片”难去，又能否再首先在武汉“禁烟”，历史留给了我们一个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