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史话]张献忠建“大西”政权

　　明朝后期，皇帝昏庸无能，大臣结党营私，频现宦官专权，统治日益腐败，外不能平新兴起的后金势力，内又置天灾而不顾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终引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其中，闯王李自成在西安建“大顺”政权，领军驰骋北方，攻破京城，力战山海关，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同时，还有另一位农民起义领袖，则在南方攻城割据，也建立了政权，与李自成齐名，他就是张献忠。

张献忠塑像

　　张献忠与李自成都是陕西人，曾同是陕北义军高迎祥部下，高迎祥战死后张李二人因矛盾渐生而分裂，此后，李自成主攻北方黄河流域，张献忠则转战长江流域。在作战中，张献忠一直寻找明军的薄弱环节出击，忽东忽西，没有固定的根据地。1637年，张献忠被明将左良玉重创，次年接受明朝招安。在招安期间，张献忠既不接受改编调遣，也不参加围剿其他义军，而是占据一地加强军事训练，保持自主权独立性。不久，张献忠再次举旗反明，转战于川、鄂、豫、皖等地。

　　1642年，李自成义军在河南大胜明军，基本占据了河南全境，为扩大战果，李自成又南下攻克了左良玉镇守的襄阳，左良玉退往武昌。明朝前期，汉江改道龟山北麓入江，带动了沿岸商贸的发展，继而设置汉口镇，繁荣一时；武昌城为明楚王府所在地，城坚池深，不少富商官宦都聚居城内。败退途中，左良玉以筹集军饷为名纵兵大掠汉口。渡江之后，又向楚王请20万人军饷，楚王不应，左良玉再纵兵大掠武昌，即使楚王宗室和朝廷命官都不能幸免，可想当时普通百姓的境遇。第二年初，李自成一部攻克汉川，兵临汉阳，左良玉闻之大惊急忙抢夺了江中所有舟船，率部向下游逃窜。不久，李自成部攻占了汉阳府，因其兵士多是北方人不习水战，再则作战重心是在北方，遂未渡江攻武昌，北返襄阳。

　　同年，在长江流域转战的张献忠得知左良玉败退、李自成未攻武昌，便从鄂皖边界挥师西进，直逼汉口、武昌。4月16日，张献忠攻下汉口，武昌城岌岌可危。经左良玉劫掠后，武昌唯楚王府坐拥巨资完好无损，湖广地方官吏恳请楚王朱华奎出资以助军饷，时致仕在家的原礼部尚书、殿阁大学士贺逢圣也前往楚王府说请，但朱华奎视财如命，分毫不出。张献忠渡江攻城，武昌城破之即朱华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出资招募了一批被李自成击溃的游兵散勇号为“楚府新兵”守城，却为师已晚，楚府新兵毫无斗志反而大开城门投降了张献忠。5月29日，张献忠攻占武昌。其实，张献忠连下汉口、武昌并未有激烈战斗，可以说是坐享武汉三镇。

　　入城后，张献忠从楚王府搜楚金银各百万，载百车而不尽，楚王朱华奎之贪婪、昏聩言不能述其极，随即被张献忠囚入铁笼沉入长江。张献忠视朱明为仇敌，下令捕杀楚王宗室，但对明朝官员却不失礼遇，德高望重者更是尊重有加。贺逢圣曾组织过武昌城的防守，力主抵抗，张献忠弃置前嫌，仍尊称其为“先生”。贺逢圣以忠义正直闻名，其与明末重臣熊廷弼同是江夏（今武汉江南地区）人，二人少时不合一直未解，但熊廷弼被冤杀后，依然出面为其鸣冤；宦官魏忠贤专政时，贺逢圣不畏其势，也不谄谀，受到时人赞誉。此时虽然张献忠不加迫害，又敬重不失礼，但贺逢圣仍领全家老小溺沉墩子湖（今紫阳湖），全了忠烈之名。

　　张献忠攻入武昌后就建立了“大西”政权，以武昌城为京城，改武昌府为天授府，设置了完整的政权机构，自称“大西王”住进了楚王府。为赢得民心，张献忠曾将楚王府的部分钱粮发放给百姓，同时还“开科举，重学校”，选拔了数十人充任到各级政权中，命专人管理府学等教育机构。在军事上，张献忠在武昌及附近地区招募了一大批青年参军，构成了之后张献忠南下长沙、西进入川的主力。为筹集军饷，张献忠采取了打击大户的措施，令人截掠游弋停靠在江湖河汊中躲避乱军的大户舟船，共获千艘之多，其中也存在滥杀百姓的情况。经过一番治理，大西政权声威并起，在张献忠治守武昌期间，湖广布政司下共有21州县归附大西。这时，左良玉及明朝各路大军压境而来，张献忠只好弃守武昌，南下长沙。后来，张献忠又率军攻入四川，留有献忠屠川之说，是非真假引得后人争论不休。

　　左良玉重返武昌后以“从贼”之名屠杀三镇很多百姓，又是一场洗劫。乱世百姓，从官不为所怜，从贼不为所保，永远是块肉，谁都来咬一口。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国号“大顺”，不久攻占了京城，明崇祯帝自缢煤山（今北京景山），明朝灭亡。同年，张献忠也在成都称帝，沿用了“大西”称号。李自成攻入北京后，采取了非常错误的方式对待镇守山海关的明朝大将吴三桂，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致使吴三桂转降清朝（后金改国号为清）。在山海关大战中，吴三桂和清军大败李自成，清军入关，一路追击李自成直至武昌。1645年，李自成退至武昌后，尚有兵50余万，命掠吴三桂爱姬陈圆圆的刘宗敏守武昌。不久，清军阿济格部攻破武昌城，俘杀刘宗敏，武昌之战李自成损失惨重。李自成又退走九宫山，被当地武装袭杀。清军破李自成后威逼利诱欲招降张献忠，张献忠不为所动坚决抗清，随后战死。苟延残喘的南明政权也被清军打散，沦为各地割据势力。清朝一统天下，开始严厉推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

　　如同之前的封建王朝晋、宋一样，明朝在外族入侵前也是先自腐、内乱，正如《孟子·离娄上》所述：“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除了历代王朝亡国所常见的奢靡腐败之风外，需要一说的是明朝中期开始盛行八股文。八股所带来的是画圈命题的统治者更加自大，描摹参考的读书人日益媚上，文章论调华而不实流于形式，靠考八股而入仕治国的官员，其能力可想而知。开疆拓土，他们没有横枪跃马的胆量、运筹帷幄的谋略；守成治国，他们既意识不到存在的问题，又看不到未来发展的方向，大刀阔斧的改革魄力就更谈不上了；为学教化，只会墨守陈规，一味守旧，视已流传千年的先贤智慧为万世不变的至圣之理。对百姓他们倒肆意欺压，一旦外敌入侵，有些人又屈膝投降。如曾迎娶“秦淮八艳”之一柳如是的明朝大员钱谦益，在清军将到时，柳如是要他与其一起投水殉国，钱谦益以“水冷不能下”拒绝，最后率众迎降，其节操忠义真不如一个歌妓。

顾炎武

　　相比之下，一些真正思考这个王朝利弊、心忧社会发展、身负才学的人却不为重用。王夫之倡导“经世致用”。黄宗羲主张文学应反映现实社会，反对刻意摹拟、摘抄剽窃之风；总结发现了赋税上的“黄宗羲定律”；认为“工商皆本”，否定了封建社会一直崇奉的“重本抑末”。顾炎武高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并大胆质疑君权，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即使放之当时世界，他们的学说观点与欧洲的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相比也不会逊色多少。之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欧洲人传播学习了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发展完善了政治制度，在各个领域涌现出了一大批人才，奠定了欧洲列国称雄19世纪的基础。而在这一百多年中，中国依旧崇尚八股。顾炎武曾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盛于咸阳之郊。”可以说1840年后中国的遭遇只是最终结果，而种子就是封建专制下的八股取士，长出来的枝桠则是那些自大愚昧、谄谀媚上……

　　有趣的是，虽然这些才能之人提出的是至理学说，却远不及一句“迎闯王，不纳粮”为百姓欢迎和接受。这固然与百姓的文化认知有关，但不妨看一下李自成、张献忠的出身经历，与中国封建社会有较大影响的农民起义领袖一样，他们不是不第秀才，也是低级官吏。与高坐庙堂、吟读书斋的人相比，他们更知道百姓的生活处境和希望所得。贴近人民，如此之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