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史话]陈友谅建“大汉”政权

　　在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中，以草莽出身、提三尺剑而夺得天下的唯刘邦和朱元璋莫属。须知，有多么强大的对手就会铸造多么伟大的人物，西楚霸王项羽铸造了刘邦，铸造朱元璋的当属建立“大汉”政权的陈友谅。

　　据《明史·陈友谅传》记载，陈友谅是沔阳（今湖北仙桃）人，出身贫苦渔家，本姓谢，因祖上入赘于陈，故以陈姓。时势造英雄，陈友谅生逢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元末，加之其本就心寄富贵、负江湖气、粗通大义，很快便投身于波澜壮阔的反元斗争中。

　　与以往农民起义不同，元末的农民起义除了反抗封建压迫外，反抗民族压迫也占据了很大的部分。元朝一统天下后，按民族和地域施行严格的等级制度，第一等为蒙古人，第二等为色目人（主要指西域以西各少数民族，眼睛带有颜色，故名色目人），第三等为汉人（主要指原金国境内的各族人），第四等为南人（主要指原南宋境内的汉人）。蒙古人在社会各方面享有绝对的特权，这在原南宋统治区域内对比地更为明显，无疑使民族矛盾非常尖锐。

胜象宝塔

　　为绝对地统治征服地人民，元朝皇帝还在各地大封宗室子弟为王。其中，元世祖忽必烈时，封其第九子脱欢为镇南王，镇守武昌路，路治在今武昌。但是，脱欢还未坐镇武昌就在奉命南征交趾（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南部）中失利，忽必烈大怒，责其终身不得入朝觐见，后改封扬州。1326年，脱欢之子宽彻普化（又作宽彻不花）获封威顺王，终得镇守武昌路，其王府就设在了武昌城内。宽彻普化在武昌作威作福，骄奢淫逸。据记载，湖广行省每年要供给威顺王府仅钱粮就达到银32000锭、米3万石。此外，宽彻普化还拥有大量奴仆，广占良田山泽，大兴土木。如今黄鹤楼公园内的胜象宝塔即由其所建。元朝蒙古人还嗜杀成性，对有反元迹象的汉人更是大肆屠戮。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1351年，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在颍州颍上县（今安徽阜阳颍上县）率众起义，提出了“复宋”的口号，因起义军头裹红巾，故称红巾军。与此同时，南方白莲教首领彭莹玉也聚集徒众在鄂东蕲水（今湖北浠水）一带起义。白莲教脱胎于佛教派别弥勒教，在发展过程中又融合了明教（摩尼教）、道教等一些教义，因修行宗旨简单，在民间广受欢迎，拥有大批信众。因而，在反元斗争初期，白莲教徒成为义军主力，义军首领也都围绕白莲教大做文章。北方义军首领韩山童战死后，刘福通拥立韩山童儿子韩林儿称帝，号称小明王；南方义军早在起义时，彭莹玉就推选了面似弥勒的徐寿辉为义军首领。

　　南方义军蕲水起义后，首战告捷，攻占了蕲水城，杀了元朝官员。元朝派宽彻普化前去镇压，反被出身黄陂渔民的倪文俊率部打败，义军声威大震。徐寿辉在众人推举下即在蕲水称帝建国，国号“天完”，分封官职。“天完”就是在“大”字上加一“一”、“元”字上加一“宀”，意为压倒“大元”，反映了义军明确的斗争意愿，也不难看出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出发点的朴素。1352年初，天完红巾军攻下了汉阳、武昌，但不久又被元军复夺。由于武汉地区极具战略意义，在随后的几年中，双方反复争夺，几番易手。1355年，天完红巾军倪文俊部再次大败宽彻普化，宽彻普化三个儿子战死，自己则幸免逃脱到陕西，倪文俊部占据了武昌、汉阳。次年初，倪文俊将天完政权都城迁至汉阳，并修建宫室，接徐寿辉入住到了汉阳帝宫。倪文俊自任丞相，从此以后实际掌控了天完政权。

　　在徐寿辉起兵后，陈友谅闻知便从沔阳前往投从，先在倪文俊部任簿掾（yuàn），后佐倪文俊征战屡建战功，逐步升为统军一方的将领。倪文俊控制了天完政权后，陈友谅也被委以要职。与其他农民起义一样，倪文俊在胜利面前日渐骄纵，私欲膨胀，一度贪图高官厚禄欲投降元朝。后来，倪文俊又企图杀徐寿辉篡夺帝位，举事未成后逃往黄州，途中被陈友谅袭杀。陈友谅兼并了倪文俊的部众，赴汉阳请功，深得徐寿辉信任，天完政权转由陈友谅掌控。随后，陈友谅率部顺江而下，攻占了安庆、龙兴（今南昌）大片地区，成为元末江南最大的割据势力。1357年，徐寿辉欲迁都龙兴，陈友谅不同意，遂其意改迁都于江州（今江西九江）。当年，陈友谅在江州伏兵城内再往迎徐寿辉，待徐寿辉携家眷属臣入城，伏兵四出尽杀其从，独留徐寿辉做了傀儡。陈友谅自此彻底掌控了天完政权。

　　在陈友谅势力蓬勃发展的同时，北方义军也崛起一位新星——朱元璋。朱元璋是濠州（今安徽凤阳）人，出身贫困农家，幼时就为地主放牛，17岁时父母兄弟相继病亡，在他人帮助下才安葬家人，孤无所依遂落发入寺，聊以维生。各地红巾军起义后，天下大乱，濠州各种势力兴起，朱元璋又出寺投入郭子兴部下，以智勇著称屡建战功，深得郭子兴重用。郭子兴还把收养的至交马公之女许配给朱元璋，朱元璋也不负其望，不仅为其四处征讨，还曾舍身救郭子兴于危难之中。随着朱元璋在军中的声望越来越大，郭子兴家族开始猜忌排挤朱元璋，朱元璋看到濠州各派红巾军内乱不止却不曾走出濠州，深知他们不成大事，不足以共事，遂归兵于郭子兴，只带亲信十数人南下定远辟地。经过一番打拼，朱元璋麾下兵多将广，还攻占了集庆（今南京），与上游陈友谅、下游张士诚三方鼎立。

朱元璋画像

　　三方争斗中，陈友谅势力最大四处扩张，朱元璋夹于二者中间最为危险，张士诚则割据东南早已称王。与陈友谅的锋芒毕露、张士诚的割据称王不同，朱元璋很注重严肃军纪、广纳人才，还采取施行了谋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此策略被毛泽东赞为“九字国策定江山”，并引用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成功地应对了上世纪70年代的国内外形势。为取得道义的制高点和舆论的支持，朱元璋还迎小明王韩林儿至应天府（今南京）。

张士诚画像

　　陈友谅的不断扩张，致使与朱元璋的矛盾日益尖锐。朱元璋针对陈友谅心胸小、好猜疑的性格特点，在陈友谅和勇将赵普胜之间大施反间计，终使陈友谅诱杀了赵普胜，失去了一员战将。相比之下，朱元璋则更具王者气概。之前，朱元璋在进攻集庆时，俘虏甚众多达3万6千多人，俘兵多疑不能自保，朱元璋感觉到后从俘兵中亲选500人作卫兵，当夜换替自己原来的护卫，自己则卸甲酣睡，众人信服。1360年，陈友谅率兵攻下了太平城（今安徽当涂），与朱元璋麾下大将徐达形成对峙，后在攻打池州时遭到徐达伏击受挫。不久，陈友谅集合大军，并约张士诚合攻朱元璋，此次发兵陈友谅认为必能席卷江东，自成帝业，遂命人袭杀徐寿辉，并迫不及待在行军途中的采石矶（在今安徽马鞍山西南）称帝，国号“大汉”。

　　面对陈友谅的大军压境，并有未定的张士诚之约攻，应天大惊。朱元璋清醒地观察到“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决定集中力量先战陈友谅。有人建议先收复太平城，朱元璋以“彼居上游，舟师十倍于我”否定了；又有人建议立刻迎战，朱元璋担心陈友谅分师进攻，且顺江之舟快于步骑，不利周旋。最后，朱元璋命人攻信州牵陈友谅军后，又令陈友谅旧友康茂才修书诈降，引陈友谅进入龙湾伏击圈，大败陈友谅，次年又在江州再败陈友谅，夺得江西大片地区。陈友谅退回武昌，武昌成为“大汉”政权的行政中心。

　　陈友谅回到武昌后并不甘心失败，在湖广等地广招兵马，还建造了百艘大型战舰，准备着与朱元璋再战。1363年初，朱元璋外出征战，陈友谅闻之后亲率60万水陆大军再次东征。洪都（今南昌）首当其冲，守将朱文正是朱元璋侄子，死守近90日不降，并命人送报朱元璋战况。朱元璋得报后，立刻领军20万增援，双方战于鄱阳湖。陈强朱弱，朱元璋以“两军相斗，勇者胜”、“诸公当尽力，有进无退”鼓舞将士。针对汉军船大不易移动的特点，朱元璋命人火攻，连败陈友谅，围困其于鄱阳湖之中。汉军损失惨重，危急关头，陈友谅又对属下的建议犹豫不决，致使左右金吾将军先后投降。陈友谅大怒，令人尽杀所俘朱军将士，而朱元璋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为俘获的汉军伤者治伤，还悉数送还，同时大祭阵亡将士，赢得了民心。不久之后，陈友谅在作战中被一箭射死，其属下一大批文臣武将率众投降，只有太尉张定边携陈友谅尸首和其子陈理逃回武昌，葬陈友谅尸首于蛇山南麓。得知陈友谅已死，朱元璋叹到：“友谅亡，天下不难定也。”

　　一个伟大的王者，在面对强敌时，能够身先士卒，鼓舞士气，让怯懦的人有赴死的勇气，必胜的信念；在忍耐蓄力时，面对不理解的质疑，能坚定部属的信心，让鲁莽的人有坚强的韧性，持久的耐心，始终上下一心。这些，朱元璋都做到了。1363年冬，朱元璋领军亲征武昌，汉军拼死抵抗，一时难克。朱元璋于是留大将常遇春督军，自还应天。次年正月，朱元璋称吴王，都应天府。

陈友谅墓

　    同年春，朱元璋再次亲征武昌，陈理出降，被押送应天府，后又受令转徙高丽（今韩国和朝鲜）。武昌既平时，朱元璋第六子朱桢出生，朱元璋大喜：“子长，以楚封之。”后果然获封楚王，启明代楚王之封。朱元璋还曾到陈友谅墓祭奠，并题“人修天定”四字于墓前。这四个字固然可视为是朱元璋对陈友谅的评定，不过倒更像是朱元璋的感慨。二人均出身贫苦，为饱腹活命、出人头地而舍身于乱世征战中，可谓“天定”；各自称雄一方，逐鹿天下，在征讨陈友谅时朱元璋能写下：“马渡江头苜蓿香，片云片雨渡潇湘。东风吹醒英雄梦，不是咸阳是洛阳。”这样的诗句，竟然出自当初那个落发寺院不曾识字的朱元璋之手，恐怕曾经识得几字、作过薄书掾的陈友谅后来是写不出来的，可见“人修”。天定时势，人修作为，英雄叹英雄！

　　虽然陈友谅骄妄恃强，终致身亡，但可赞的是，陈友谅自投红巾军起，坚决反元，毫不妥协，远胜张士诚之流。据说，知名的沔阳三蒸也与陈友谅有关。当年陈友谅领兵作战，其妻看到将士常吃夹生饭，多有身体不适者，便别出心裁以蒸菜犒军，全军称赞，从此蒸菜便在其家乡流传了下来。也许，若陈友谅争得天下，沔阳之蒸就会以皇家宫廷菜名闻天下了。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同年，朱元璋攻破元大都（今北京），元顺帝北逃，蒙古在中原90多年的统治结束。元朝在中国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中算是一个短命王朝，曾经驰骋亚欧大陆的蒙古有打天下的本事，却没有坐天下的能力。明朝建立后，洪武一朝，朱元璋严刑峻法，诛人无数，后世有人称其为暴君。这不免多有过分，朱元璋晚年曾对其孙建文帝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可见朱元璋对其重刑治国是有足够认识的，而锱铢必较之市井庸人只辨黑白，不识他色，汇五彩而成世界、虑多方而为一事的道理自不为其所解。如今细观，朱元璋所说的“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也颇有道理。对于国之兴亡，朱元璋在其所撰的《皇明祖训》中写到：“凡古帝王以天下为忧者，唯创业之君、中兴之主，及守成贤君能之。其寻常之君，将以天下为乐，则国亡自此始。何也？帝王得国之初，天必授於有德者。若守成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忧天下为心，则能永受天之眷顾；若生怠慢，祸必加焉。可不畏哉！”

　　无论“大明”还是“大汉”，其成其败都各有道理，人修天定，自在其中。历史不能假设，对历史人物也不能简单粗暴的定义，需知：在古人之后，议古人之失，则易；处古人之位，为古人之事，则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