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史话]楚国兴亡

　　其功盖强秦，拓地千里，奠定了今天中国南部之版图；其伟比三皇，抚夷属夏，促进了中华民族大融合、大发展；其荣胜齐鲁，文化璀璨，繁荣灿烂了中华文化……这正是楚国——一个在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最需浓墨重彩的古国。

东湖磨山楚城

 

东湖磨山楚市

 

楚天台

 

　　楚国虽处古时南蛮之地，但其先祖则是来自中原黄帝部落。《史记·楚世家》记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zhuān xū）高阳。”屈原的《离骚》首句便是：“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也追认楚国先祖是高阳。高阳是华夏民族的始祖黄帝之孙，也是“三皇五帝”中五帝之一。及至同为五帝的帝喾（kù）高辛在位，颛顼高阳之孙重黎（取重黎为一人说）居“火正”之职，掌管与火相关的事务，因功勋卓著并能“光融天下”，被帝喾命之为“祝融”。后在与共工氏作战中，重黎未能尽诛共工氏被帝喾诛杀，帝喾又起用重黎的弟弟吴回接替重黎“火正”之职，同时沿用了“祝融”之称。吴回后世子孙较多，各取不同姓氏，故后世有“祝融八姓”之说，其孙之一的季连取芈（mǐ）姓，后世芈姓楚国即为其后，所以楚人也都尊“祝融”为远祖。

屈原雕像

 

　　季连的后裔鬻（yù）熊曾辅佐过周朝的奠基者周文王。相传鬻熊九十岁时拜见周文王，周文王见鬻熊年老便有顾虑，鬻熊说：若让我捕兽猎鹿确实是老了，但要让我策论国事却正是时候。之后鬻熊的才智卓显，周文王遂尊其为师（另有人认为是掌管火的“火师”），并且周武王、周成王也都以师尊之，问之以国事。鬻熊博怀道德，善谋政事，著有《鬻子》一书。班固所著的《汉书·艺文志》记载：“《鬻子》二十二篇。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鬻子》主要论述治国之道，其中已提出了“道”、“仁”、“和”的观点，被后世道家奉为经典，鬻熊也被道家追溯为开山祖师之一。楚王熊姓即由其出，楚人视鬻熊为始祖。

鬻熊雕塑

　　

        周成王时举用周文王、周武王时功勋之士的后代，鬻熊的曾孙熊绎由此获得了子男的爵位，是周朝爵位等级公、侯、伯、子、男中最低级的，并且封地是荆棘丛生、野兽出没、当时生产很落后的蛮荒之地荆山一带，都城定于丹阳（今丹江口水库一带，另有枝江、秭归等观点）。“楚”与“荆”都是对荆棘丛木的称呼，国名取“楚”，或被称为“荆楚”，是为了纪念一位国母——鬻熊的妻子，她为生育后代而死，仅被巫师以荆条包裹下葬，这侧面也印证了当初楚国的贫弱。楚人因此也被中原各国蔑视为楚蛮。爵位低、封地荒、国贫弱，楚国虽建但并不被周朝重视。《国语·晋语》中记载周成王在歧阳（岐山之南）会盟诸侯，熊绎却只能做些放置用品、与鲜卑族的人“守燎”（看守火堆）的事，不能参与会盟祭典。供奉给天子的贡品，楚国也仅能拿出“桃弧棘矢”，就是桃木做的弓，棘刺做的箭，足见楚国之贫弱。楚国先人正是在这样的众人歧视下，在那样的蛮荒之地，牢记“守燎”之耻，心存壮志，艰苦创业。不少史书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来描述楚国的创业，意为：“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驾着简陋的柴车去开拓山林。”正因为有这样的开国创业精神为源动力，使得楚国逐渐强大。“筚路蓝缕”一词也随之成为后世不畏艰难、坚韧创业者的专属名词。

熊绎守燎雕塑

　　熊绎之子孙辈治理楚国时，会同周边蛮夷对周朝已有不敬之举。周昭王为此曾两次（一说为三次）率大军南征荆楚之地，最后一次自己也溺死于汉江之中。从此，周朝江河日下，由盛而衰，楚国则日益强大起来。及至熊绎的第五代人熊渠执掌楚国，周朝统治下的诸侯国有的开始不再朝贡，或者相互攻伐，而楚国经过几代人的经营，已不再是当初那个仅有“桃弧棘矢”的弱国了。国君熊渠更是勇力非凡，并负胆略。《史记·龟策列传》记载：“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蠭（fēng）门。”此处“雄渠”即为“熊渠”，连传说中射下太阳的后羿都不比熊渠善射，可见熊渠的射技多么高超。汉文帝时博士韩婴所著的《韩诗外传》还说到了一件熊渠善射的事：“昔者，楚熊渠子夜行，寝石以为伏虎，弯弓而射之，没金饮羽，下视，知其为石，石为之开。”与后世皆善射的养由基、李广等人相比，熊渠恐怕是最早一箭入石、没金饮羽的人了。

　　在熊渠的治理下楚国蒸蒸日上，很得江汉之间人民的拥护，遂有开疆拓土之心。熊渠为此制定了正确的战略规划，避开东面与周朝同氏的姬姓诸侯国，先向西征伐庸国（今湖北竹山县），解除了后顾之忧，庸国当初是跟随周武王灭商参加了牧野之战的，一直是西部大国，可见楚国已今非昔比。之后，熊渠挥师沿汉江南下驱赶扬越（古时百越族的一支）进入江汉平原，并一直向东追击，拥有了整个江汉平原，后又趁周天子征伐鄂国之机，进军至鄂地（今湖北鄂州、武汉一带），武汉江南地区纳入了楚国版图。

　　占据鄂地后，鄂地丰富的铜矿自然也成了楚国的囊中之物。青铜时代，铜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直接奠定了楚国之后数百年蓬勃发展的基础，是熊渠一生中至高无上的功绩。熊渠勇能射石没羽，略能基业百年，称得上是楚国一代明君。雄心勃勃的熊渠肆无忌惮，直接仿效周朝天子将自己的三个儿子分别封王，大儿子熊康为句亶（dǎn ）王（今荆州一带），二儿子熊红（亦作熊挚红）为鄂王，小儿子熊执疵为越章王（应在今荆州和鄂州之间），这恐怕是周朝诸侯国中第一个僭越封王的。不难看出，三个儿子各守封地能够保证所采的铜矿资源能够顺利运回楚都。由此可见，鄂地对楚国来说是多么重要。周厉王即位后，以暴虐著称，熊渠担心受到周朝的重点讨伐，才去掉了王的称号。

　　一百余年后，熊渠的第七代人熊通即位楚国。此时，周朝都城已从镐京（今西安市长安区西北）迁至洛邑（今河南洛阳），面对诸侯国的不敬之举已徒有征伐之心、实无征伐之力，诸侯间攻伐不断，天下大乱，历史进入“无义战”的春秋时期。与熊渠自封王不同，熊通凭借强盛的国力强迫周天子封自己为王，虽未得到周天子的直接认可，但熊通还是自加王号，史称楚武王，最终周天子也无可奈何。从此楚君以王称，而各诸侯国无一敢效仿，仍用周封爵位，所以在春秋五霸（取《史记》一说）中仅楚国国君称“王”，其他都称“公”。楚国从当初所封的“子男”爵位到而今敢自封为“王”，是赖于十几代人身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开国创业精神，以“不服周”的意志代代积累而开创的强盛国力。

楚国诸贤群雕

　　楚武王自封为王，就其为楚国所开创的功业而言毫无不适，甚至置于整个“天下”也是合适的。楚武王知人善任，举用了斗伯比、屈暇、观丁父等一大批贤臣良将，并且不拘俗套，任人唯能。如观丁父曾是敌国主帅，以寡敌众战败被俘，楚武王知其善用兵，大胆起用为楚军将领，观丁父为报知遇之恩甘心效力，屡建战功，协助武王伐灭不少国家。君臣一心，勇略得当，使楚国国力更进一步，楚武王不再把楚国的威慑力限于江汉之间，他为楚国组建了车兵，越过汉江开始向东、向北出击，陆续攻伐了申（今河南南阳）、随（今湖北随州）等姬姓诸侯国，其中蒲骚一战以少胜多战胜了郧国（今湖北安陆至武汉江北一带），郧国成为楚国属国，楚国势力扩张至今武汉江北之汉口汉阳；同时还不断向南拓土，占据濮地，灭了权国。灭权之后，楚武王已经认识到分封制易导致一方独大的不利一面，故并未像先前一样分封王室贵族去管理，而是改设县制，这比多数人所知的秦设县制要早的多，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设县管理。楚国从此每灭一国便置一县，并迁其宗族远离故土以稳定当地制度，为后世秦国所效仿。

　　楚武王不仅稳固了王制，首创了县制，为使后世楚王专心国事、重于社稷，还设立了“师保”制度。《吕氏春秋·直谏篇》记载：楚武王死后其儿子楚文王曾得到了良犬、利箭在云梦泽狩猎三月不归，后又得到一美女，沉溺荒淫，一年不理朝政，师保葆（bǎo）申依先王之规鞭笞了楚文王，而身为一国之主的楚文王也只能承受。楚武王认为君王更不应回避错误，要敢于承担责任，为臣子及后世营造了一种强有力的强国文化。楚国征伐罗国（今湖北宜城西部），楚武王用人失当、主帅轻敌而致全军大败，众将自囚向楚武王请罪，楚武王先自省认错后赦免众将并不推责于他人，主帅屈瑕羞愧败师，自杀谢罪。此后，楚国后世频现身居高位的文官武将自杀向国谢罪，遍观春秋各国唯楚国如此。恐怕这会令奉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有罪即想乞饶苟活的中原各国大惊错愕，其实这正是楚之所以强，而他们之所以亡的原因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楚武王的夫人邓曼在历史上也颇负盛名。邓曼是曼姓邓国人，不仅美丽而且才智过人，与武王感情笃深。《左传》中记述了两件说明邓曼智慧的事情。楚国攻伐郧国以少胜多取得蒲骚之战的胜利，主帅屈瑕便骄傲起来，后楚武王又派屈瑕伐罗。临走前大臣斗伯比料定屈瑕此去必败，建议楚武王派出接应部队，武王不以为然一口拒绝了。当楚武王向邓曼述说此事时，邓曼立刻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并逐层给楚武王做了分析：蒲骚之战后屈瑕开始趾高气扬，这次更不会把小小罗国放在眼里，况且一国之主还要有训诫百姓、督查官吏的责任，不能听之任之。楚武王听后豁然大悟，待派出人去督查援助，楚军已战败。楚武王晚年出征随国前，告诉邓曼说自己身体不适，邓曼没有像普通女人一样劝谏不要出征，而是告诉武王：大王福寿将尽，这是自然规律，此次出征如果军队没什么损失，即使大王逝于途中也是国家的福祉。武王听后果断出兵伐随，不战而使随国臣服，雄霸汉东，自己也果真病逝于途中。王之夫人不贪宠幸、视国家利益至上，楚国还岂有不强盛之理！也许是因为邓曼的存在，楚武王时一直没对邓国用兵。楚武王虽逝，但他留下了一个安宁的江汉平原，为楚国称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武王与邓曼

　　楚文王即位后将都城迁到了郢（今湖北宜城一带，另有其他观点），楚国在此建都近两百年。楚国都郢更加震慑江汉流域小国，使其无不畏惧臣服，还彻底灭掉了郧国，武汉地区自此全部纳入楚国版图，江汉平原及武汉地区逐渐成为楚国腹地。楚文王在位期间还慧眼辨忠贞，得到了楚人卞和献上的和氏璧，因产自楚国和氏璧又称“荆玉”，被楚国视为国宝从不轻易视人，与随侯珠并称天下二宝。楚文王死后，楚国政局经历了一场动荡，直至其儿子楚成王即位才逐渐稳定下来。楚成王即位后，春秋首霸齐桓公已逐渐称霸中原。针对天下时势，楚成王采取了布德施惠、结好于诸侯的策略，并派人向周天子献贡，衰弱的周朝顺水推船让楚国“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成王名正言顺地大举向南拓土，开地千里，使南方蛮夷、百越部族逐渐归入华夏统治。

成王主盟

　　楚成王还命斗子文（又名斗谷于菟tú）为令尹（相当于“相”）。史书记载子文是楚国著名的贤相，他清廉勤政、律已恤民、一心为国，不惜向国家捐出自己的财产，“毁家纾难”的典故即出于此。雄主贤相使楚国大振，兵强马壮，疆域广袤，诸侯大惊。为防楚国北上，当时春秋首霸的齐桓公联合了中原各诸侯国共同南下伐楚，楚成王也只是派了将军屈完带兵抵御，直至最后召陵会盟楚成王也未现身，让屈完代盟了事，而齐桓公伐楚的理由也只能说楚国应该向周天子纳贡赋，楚国答应后，诸侯联军怏怏退兵，不敢再深入楚境。之后齐楚两国争雄天下，楚成王适时转变策略，避齐锋芒，东进江淮，不断灭国设县，长江中下游铜矿产区多数纳入了楚国版图，武汉地区已经成为楚国北上东进的后方基地。

　　楚成王善于用兵，曾打出了著名的“围许救郑”一战，后世孙膑围魏救赵也不过是效仿罢了。齐桓公死后，中原诸侯群龙无首，自视甚高的宋襄公自不量力召楚成王去盂地（今河南睢县）会盟，反被楚成王执牛耳而羞辱，后被释放才回到宋国，枉被称为春秋五霸。之后，楚成王伐宋，泓（hóng）水一战大败宋军，宋襄公也受伤而死；又伐齐，令齐桓公七个儿子都跑到了楚国。不久，晋文公即位，宋向晋求助，晋文公发兵与楚对峙。楚成王认为不宜与晋开战而回师，晋文公也感恩曾经流亡时得到过楚成王的帮助命令按兵不动，可楚国将军子玉坚持开战并自率少量军队攻打晋国，晋文公巧妙地借“感恩楚王”而退避三舍，于城濮（今河南范县南）大败楚军，楚成王怒杀子玉。城濮之战后，晋文公称霸，天下又进入了晋楚争霸的态势。楚成王虽无霸主之名，却有霸主之实，不被列入春秋五霸，无非是后世文人以一家之言妄自评定，令人不禁扼腕感叹：纵使王有雄霸功，难敌文人笔下刀。

　　公元前614年，楚成王之孙楚庄王即位，楚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到来。楚庄王刚即位时，楚国内有叛乱滋扰、外有强晋紧逼，而庄王却沉溺酒色不理朝政，并下令诸臣“有敢谏者死无赦”，有大臣借隐语问庄王：有鸟三年不飞也不鸣叫，是什么鸟？庄王回答：“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这就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典故。数月后，庄王如故，大臣苏从以死进谏，庄王由此辨别了大臣的忠贤奸佞，遂起用了数百贤臣，同时也诛杀了数百佞臣，楚国上下无不欢呼雀跃。

　　除此之外，庄王还立樊姬为王后。樊姬曾多次劝谏庄王需勤于理政，不要沉溺于狩猎和酒色，庄王总听不进去，樊姬便绝食禽兽之肉，令庄王内心多有触动，如今庄王将发愤图强，樊姬成为王后自然是情理之中。王后樊姬之贤惠不仅于此，更因向王阐述“忠贤”之道使得贤臣被举荐而被后世君王奉为选择王后的参照。庄王亲政后宠幸令尹虞丘子，认为虞丘子是难得的忠贤之臣，樊姬听到后却不苟同，还以自身管理后宫做了例证说明。樊姬多年来为庄王四处寻找贤德美女，还认为其中有两位的贤德超过了自己，这是为了不能让自己专享庄王的宠爱，而更好地服务于庄王。反观虞丘子，举荐之人都是自家子弟，也未罢黜不贤之人，樊姬认为这是“蔽君而塞贤路”，并认为“知贤不进是不忠，不知其贤是不智”，故不苟同庄王的观点。庄王听后大悦，遂将樊姬所说转述虞丘子，虞丘子听后感到非常惭愧，于是向庄王推荐了孙叔敖担任令尹，自己辞职告退。汉朝刘向所著的《列女传》收录了此事，还写道：“楚史书曰：庄王之霸，樊姬之力也。”孙叔敖出任令尹前已花数年时间为楚国主持修建了大型水利工程——期思陂，是我国最早的大型引水灌溉工程，担任令尹后，孙叔敖恪尽职守、清正廉洁、宽政严法，使楚国国力大增，为庄王北上争霸奠定了基础。之后，楚庄王率楚军经邲（bì）之战大胜晋国，一雪城濮战役之耻，称霸天下。有史家评说楚庄王称霸赖于“樊姬内助，孙叔外辅”，其实更重要的还是楚庄王自身的不凡。

庄王出征

　　他不忘忧患。《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楚庄王自伐灭庸国后，没有一天不以民生不易不能懈怠、祸患总是不可预料的来训导他的人民；没有一天不以胜利是不可长久确保的、商纣王有百次胜利但终归战败而死来训诫他的军队；不断以祖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国精神激励所有人。因此，与晋军对峙时，晋军中即有人提出：这样的楚国现在是无法战胜的，不要与之为敌。不战即令敌人胆怯，如此强大的力量正是因楚庄王无日不以忧患训导国人才形成的。

　　他善于纳谏。庄王曾认为楚国的货币太轻小了，便将货币更换为大币，而百姓在使用中却非常不便，交易受到影响引发了市场混乱，管理市场的官员向令尹孙叔敖汇报了情况，孙叔敖当即决定恢复原来的币制，之后孙叔敖又向庄王说明情况请求恢复原来的币制，果然得到了庄王的同意。《史记》还记载了优孟哭马谏庄王一事。庄王甚爱一匹马，乃至给它穿上华丽的衣服，以枣脯饲养，后来这匹马因肥胖而死，庄王竟要大臣为马治丧，还要以大夫之礼厚葬，群臣反对，庄王怒令：谁再反对就以死论处。优孟本是楚国有名的歌舞艺人，听说此事入殿向庄王大哭，庄王不解，优孟答：我堂堂楚国，怎么能屈以大夫之礼葬大王的爱马，应该以君王之礼埋葬，还要用美玉做棺材、用贵重木材做题凑，征调士兵挖掘墓穴，命令老少都来背土筑坟，建造祠庙让各国来祭奠，好让天下人都知道大王贱人而贵马。庄王幡然醒悟，最后听从优孟的建议，让庖厨把爱马做成了美味。与常见的事前商议时纳谏不同，庄王的可贵在于自己犯错之后不回避错误而纳谏改正。

　　他心存仁德。宋杀楚过路使者，庄王率军伐宋，长久围困宋都城致使宋人易子相食，宋大臣华元出城谈判告知以实情，庄王赞其为君子，遂罢兵，宋也真心臣服。庄王还因先灭陈而又复陈被后世推崇“仁”的孔子赞颂：“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庄王伐陈是因陈国内部动乱国君被杀而出兵平乱，之后又凭武力灭陈置县。楚国大臣申叔因此问庄王：有人牵牛不小心践踏了禾苗，田主就要把牛据为己有，这是不是过分了？我们伐陈本是义举，现在却灭陈置县据为己有，以后还怎样令诸侯各国真正服从呢？庄王听后立即恢复了陈国，从此陈国一直甘心附属于楚国。众所周知庄王曾“问鼎中原”，世人只将此视为强霸雄威，而不解其后实乃仁德所至。其时庄王陈兵周郊演阅，虽不至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夺鼎，但庄王认为楚国“折钩之喙，足可为九鼎”，可在问鼎后，王孙满告诉庄王“在德不在鼎，轻重未可问”，庄王便下令撤军。庄王问的妙，妙在问的霸气外露，王孙满答的妙，妙在答的礼智俱有，但他们共同演绎的却是“仁德”。所谓渔夫识鱼，樵夫识木，仁德亦是如此，庄王如是。不仅于地位高贵的诸侯，庄王对其臣民更是广施仁德。《说苑·复恩》和《韩诗外传》都记载了“绝缨之宴”一事。庄王与诸大臣饮酒欢谈，日暮酒酣，突然风吹灭了烛灯，有大臣趁机拉了下庄王爱姬的衣服，爱姬也顺手将该大臣帽缨扯了下来，并交给庄王要求惩办。庄王认为此时大家均已醉酒，再说也仅是拉了一下未有太过分举动，便下令所有人在点灯前把帽缨都取下来，不予追究。该大臣感恩图报，后在战场上不畏生死为庄王屡立战功。《渚宫旧事》记载：楚国降雪，庄王披着皮裘衣仍感觉到冷，马上想到肯定还有很多无粮无衣的百姓更冷，立即下令让人巡视，赈济百姓，诸侯各国听说这件事后更加敬服庄王。庄王一朝灭国数十个，岂止是只因楚国有雄霸之力！千秋岁月，时至今日，其仁、其义、其修、其德仍令我辈企之而不及。

　　他严行法纪。《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庄王曾定下茅门之法：群臣大夫诸公子入朝，如有马车践踏屋檐下的沟槽，守门官应断其车辕，斩其驾车人。一日太子因急事入朝而违法，守门官严格执行了法规，太子入朝见庄王请求诛杀守门官，庄王不但没有答应，还训斥太子应该严格守法。“茅门立法”也成为后世严格执法的典范，被写入诸多启蒙书籍。借韩非子一言：“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尽览历朝历代哪个不制法、行法，可几人知法不在严宽、多少，而在人知思从、奉行！君王以身作则，不避私情，标准不二，何有民不服、不从。如此为君，“守门官”大幸，“楚国”大幸。庄王何止一代君王典范！

　　他察己自律。《渚宫旧事》记载庄王因“天不见妖，地不出孽”而向上天祈祷，祈求上天不要忘记他这个寡德的人，要给他一些警示。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求盛世平安、不求长命永生、不求天授大任的君王！一个楚庄王，要让多少自诩神圣、妄自尊大、文过饰非、好大喜功的帝王公侯无地自容。《渚宫旧事》还记载大臣子佩请庄王登荆台赏景，庄王却不去，原因是庄王听说从荆台向下观景，能使人忘却年老和死亡，庄王认为自己德行浅薄，不能承受这样的享受。还是楚庄王，又要让多少贪图安逸而追逐金钱、炫耀出行而走马景色、彰显名位而极尽排场的市井小民汗颜羞愧。庄王之操行品德令人仰止慨叹！

　　他英明睿智。晋楚争霸时，邲之战楚军大胜，斩杀晋军甚多，楚军将领建议把晋军尸体堆成尸山，既可震慑晋国，还能向后世子孙彰显武功。庄王不同意，并说：古时贤明的君王征伐残暴不敬取胜将敌人筑成尸山，目的是为了惩戒威服胆敢为奸作乱的人，如今我们两国交战使两国人民深受其害，这已经是我无德了，况且晋军士兵都是为他们的君王尽忠战死，这怎么能筑以尸山呢？还提出了自己“夫文，止戈为武”的认识，是有记载的第一个提出”止戈为武”观点的人。庄王之“明”、之“智”还远不限于学典悟文，更是立典成文，常被后世谋士智者辅佐劝谏君王所引用。《吴子·图国》记录了一件吴起讲述庄王之明智而说服魏武侯的事。魏武侯与群臣商议国事，大臣们无一能胜过魏武侯，退朝后魏武侯面露骄色。吴起见此即向魏武侯进言：曾经楚庄王同大臣计议国事，群臣都没能胜过楚庄王，退朝后庄王却面露担忧，有大臣询问庄王，庄王说“世不绝圣，国不乏贤，能得其师者王，能得其友者霸”，我的才智拙劣而群臣却不能胜过我，这样楚国的前途就有危险了。魏武侯听后大感惭愧。庄王恐怕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忧臣不如己”的国君。那些被人天天喊着“英明”“万岁”的帝王一入历史长河片刻即被大浪淘尽，取而代之的喊声不是“亡国之主”就是“误国之君”，傲然挺立的永远是“楚庄王”，还有“魏武侯”。庄王的英明不仅明于自己，还明于他人。大臣士庆因直言进谏而被庄王重用为相，庄王的近臣中庶子跪泣而请：我任衣冠御郎一职已经十三年了，在前为大王冲锋开路，在后为大王护卫保驾，为什么大王重用士庆而不重用我，况且我也离死不远了。庄王答道：你对我嘘寒问暖，保障我的安全，可是你所说所做的都不是国事，并且也不是你所能胜任的，你可以富但不能贵。“明”至于此，贤臣岂有不现，国家岂能不强！这让任人唯亲、嫉贤妒能者去追学，不过是路尽天边，无尘可望，又何谈学呢。

　　楚庄王似曾还亲临过武汉。据说如今武汉大学的珞珈山就是因庄王出征“落驾”于此而得名，“珞珈”是取自“落驾”的谐音；武昌的鼓架坡也是因庄王曾在领军作战中置鼓于此击鼓督军作战而得名。千年尘风烟雨，真实与否未可探究，而不可置疑的是作为楚人后代的武汉人对这位雄才大略、智仁德修的楚王真切的怀念。

　　楚庄王位列春秋五霸，与其说他所行是的霸道，不如说是王道。霸道有力即可，王道无智不成、无德不成、无胆不成。如若为五霸功绩影响排行，楚庄王堪为首霸！楚庄王有如此成就，虽有基于祖业和时势造英雄的偶然，但又何尝不是其自身修为的必然呢。楚庄王死后其霸业之基不可谓不深，仁德所泽不可谓不广，再观其后世子孙又有几人能再续楚国辉煌。

　　楚庄王死后二十年未到，晋国即以鄢陵之战大败楚军再次称雄。这时逐渐强大起来的吴国也不断对楚用兵，楚国多面受制。吴国本一直弱小，其之所以能迅速强国却赖于楚人。庄王时大臣巫臣（又称屈臣）劝谏庄王不能将申、吕两地封赏给子重，以免消弱北部边防使晋国易于南下，因此得罪子重。庄王死后，巫臣贪恋美色叛逃晋国，子重位居令尹借此尽诛巫臣族人并吞了他们的财产。巫臣决心报复便献计晋景公“扶吴制楚”，更亲赶吴国教以楚国先进的军队制度、练兵要领、排兵布阵，吴国自此迅速强大起来。楚康王时，经蒍（wěi）掩治赋，对全国的土地和人口状况进行了等级划分、造册登记，开启了新的军赋政策，楚国国力稍有壮大，但内忧外患大不如前，衰落之势明显，其中以人才外流最为突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楚国出使晋国的使臣回来后，楚国令尹问及晋国的情况，使臣以“虽楚有材，晋实用之”来说明大量的楚国人才被晋国所用，而楚国令尹此时首先想到的竟是难道晋国没有同宗和亲戚可用吗？如此，楚国岂有强盛可言！正所谓“安在得人，危在失士”，楚国仍唯宗亲而用，危亡将至。

　　及至楚庄王之孙楚灵王杀侄夺位，治国无方，荒淫无度，楚国一落千丈。未即位前，楚康王刚逝，楚灵王即杀功臣蒍掩，霸占蒍掩妻室，诸侯会盟时又僭越君王之礼，被众人所耻笑。即位后，楚灵王更加肆无忌惮，且好大喜功。不久，楚灵王即出兵进伐吴国，围攻了朱方一地，引起了三年之久的吴楚争战。期间，战场多在江淮一带，为便于指挥督战楚灵王从郢都移镇夏汭（ruì今武汉）。《左传·昭公四年》记载：“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即是楚国将领到夏汭来接受楚灵王的命令。楚灵王还联合征集了各诸侯国的军队，在今武汉会师后共同伐吴。即使如此，这场战争仍以楚国战败而告终。虽徒劳无功，但楚庄王又爱慕虚荣，极想夸示诸侯、彰显不凡，于是大兴土木，倾全国之力修建了章华台（在今湖北潜江龙湾，另有在今湖北监利等观点）。史载欲登台中途必需三次休息，所以也称三休台，可想其有多么雄伟壮丽，以至后世多将殿堂、街道冠以“章华”或“章台”来寓意。如：“完璧归赵”故事中蔺相如以毁玉屈服秦王，即是在秦国的章台宫；汉朝长安城中曾有繁华的街道也名为章台，乃至诗词中多以章台代指繁华之处。如今武汉东湖楚文化园区中的楚天台，就是仿照古章华台的形制而建。不过，章华台还有一名为“细腰宫”，是因为楚灵王喜好细腰的美人，章华台内尽充细腰美人供其淫乐因而得此名。广为流传的晏子使楚就发生在楚灵王时期，足见楚灵王的自大无知、昏庸无能。

　　楚灵王荒淫无度，国中上下怨声载道，终被其弟夺位，楚平王即位。楚国不幸，楚平王之荒淫昏庸比楚灵王有过之无不及，竟然达到听信佞臣费无忌将本已许配给太子子建的儿媳纳为己有。之后，费无忌担心太子即位后治罪于他，又造谣说太子及其太傅伍奢密谋叛国。楚平王竟然又信，令人捕杀太子和伍奢一家，太子在其他大臣的协助下逃往宋国，伍奢及其大儿子遭冤杀，唯有伍奢二儿子伍员（伍子胥）逃脱。伍子胥逃亡途中遇到了结拜之交的申包胥，痛述心中仇恨，誓将日后将灭楚为父兄报仇。申包胥既愤慨伍子胥之冤，但身为楚臣同时也立誓伍子胥若灭楚，自己必当复楚，并未捉拿伍子胥回去请赏。至今两千年，此番君子对誓仍声犹在耳振聋发聩，慨叹千年史海浪潮，所掀者无不是历经千难万险之英雄俊杰，所羡者总是贪图蝇利安享之俗子庸人。楚人内心深处所追求的忠义礼道，也由此可窥一斑。两人分别后，伍子胥逃往吴国，楚国后世祸患的种子由此种下。

　　楚昭王即位后年龄尚小，楚平王时的令尹囊瓦（即子常）仍任原职。囊瓦极其贪财，先听信费无忌谗言诛杀击退吴师的数位功臣，仅为并吞其家资，伯嚭也于此时逃往吴国，由此引起国人的不满，为平息众人的愤怒，囊瓦诛杀了费无忌；之后，又私自扣押来楚结好的唐、蔡两国国君长达两年，只为索财，唐蔡两国于是叛楚。而此时，吴王重用伍子胥治国，伍子胥又向吴王推荐了善用兵的孙武，君臣合力吴国大振，不断对楚用兵。

　　《左传·昭公三十年》记载伍子胥向吴王分析攻楚之策：楚国执政的人比较多，但互相不和，不能患难与共，楚军虽众，可用“三师肄之”之计破敌。于是伍子胥将军队分成几部轮番袭楚，楚军出则归，楚军归则出，多方误楚，使楚军疲惫不堪，吴国逐渐在战争中占据上风，堪称后世红军“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游击战方针之祖。不久，吴王阖闾率伍子胥、孙武、伯嚭联合唐蔡两国共同伐楚，沿淮河逆水而上。吴军仅三万，而即将面临的是数倍于己的楚军。孙武传令弃舟陆行，伍子胥不解，孙武说逆水行舟太慢，这样楚国就有充足的时间准备，伍子胥叹服。孙武很好地实践了其“兵贵神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兵法思想，吴军很快抵至汉江北岸，囊瓦大惊急忙率军迎战，与吴军夹江对峙。楚国左司马沈尹戌识破吴军要害，制定了正确的制敌之策：自领兵一路绕于吴军之后，烧其战船，之后和囊瓦所率之军前后夹击吴军。本是正确的作战方案，待沈尹戌领兵走后，自私贪婪的囊瓦听信部下挑唆，认为若胜则首功就是沈尹戌而不是自己，遂渡江陈兵于小别山（今湖北汉川一带），妄图攻击吴军设在大别山（今龟山）下的大寨，反被吴军连续三次打败，囊瓦败退。吴军紧追不舍，至柏举（今武汉新洲阳逻一带，另有其他观点）吴军以少胜多大败楚军，囊瓦为保命逃往郑国，沈尹戌自杀谢国，可谓“治世显贪廉，国危见忠奸”。此战亦可证明《尉缭子·制谈》中所说孙武“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绝非虚言。楚军一路溃败直至郢都，吴军也随后攻入郢都，楚昭王逃走。这是数百年来一直攻围他国都城的楚国首次被外国军队攻入自己的首都。

　　吴军攻入郢都后奸淫屠戮大肆作恶，将郢都宫殿宗庙尽数破坏；伍子胥为报仇泄愤，甚至将楚平王掘墓鞭尸。虽然楚国执政者无能，但楚国先人几百年来的创业开疆历程已将尊祖、爱国、忠君、尚武、崇义深深植入了后代的精神世界中，吴军的暴行彻底激怒了楚人，迸发出强大的力量。《淮南子·泰族》记载：楚昭王出逃后，郢都百姓携幼扶老追随，青壮年则相互鼓励为自己的君王和国家而战，虽无将帅统领指挥，但无一不抛生死于忠义之外，以“却吴兵，复楚地”为口号，各致其死。一时间楚国上下“亿万人民亿万兵，万里江山万里营”。此时，楚臣申包胥正在秦国求援，起初并未得到理会，而申包胥在秦国大殿外不吃不喝连哭七天七夜，秦哀公为之感动：“楚虽无道，有臣若是，可无存乎！”依《东周列国志》所述，《诗经》中著名的《秦风·无衣》即是秦哀公为申包胥而赋，权当好诗妆义事。申包胥领秦军返楚，会同楚人合力连败吴军，吴军急退出郢都。虽有援军相助，但不免令人感叹：聚万人之众，寄生死于忠君复国，而天下强师不可当，唯楚民也！也不免令人深思：强吴国者，巫臣也；领吴军者，伍子胥也；迫二人结怨生恨者，楚人也；故使楚危亡者，其实是楚人自己罢了。楚昭王还都后，郢都已破败不堪，遂迁都于今江陵纪南城，但仍以“郢”称。

　　经历吴军入侵后，已成年的楚昭王力图兴国。楚国虽遭难，毕竟历代楚王开疆拓土留下的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具备自我恢复的能力，且此时晋国内乱，中原各国自顾不暇，也使楚国复苏有了较好的外部环境。楚昭王虽使楚国逐渐复苏，但比其先祖则远不能及。楚昭王曾为图一时之乐不听大臣劝阻执意游览荆台，也未能使楚国人才各尽其用，楚吴争战中依旧处于劣势。同样被吴国伐灭的越国，国君勾践则卧薪尝胆二十年、忍辱负重、纳贤善任，吸引了文种、范蠡这样楚国人才为其所用，终以越之小国而灭吴之大国。反观楚国，论国力，远比越国强大；论人才，无论兴吴还是兴越哪个不是楚人，难道独楚人不能兴楚？楚昭王徒有兴国之愿，而无兴国之志，再无兴国之智，自然也就无兴国之制，故可怜楚之俊杰能一展才华兴他国而不能报故土。不过，楚昭王虽未能纳贤尽才，但也能爱臣明理。《左传·哀公六年》记载：楚昭王病，占卜之人说可以通过祭祀施法将病患转移到大臣身上，昭王即可康复，昭王认为自己好比人之腹心，大臣好比人之肱股，移腹心之病到肱股之上有什么意义呢，况且自己并无失德，若上天真要惩罚也是逃避不了的，遂未采用占卜之说。

　　在楚昭王及其子楚惠王两代人的努力下，楚国国力逐渐恢复。此时，随着韩赵魏三家分晋，历史进入战国时代，大国间的攻伐更加频繁。楚惠王趁越灭吴之机向东拓土，占据了淮北地区，与鲁国南部接壤，楚国再一次成为诸侯强国。然而，随着疆域的扩大，楚惠王并未更进一步推进楚国首创的县制，反而大肆分封，其中很多人不是因功而封，而是因宗亲或谄媚而封，日渐“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上逼主而下虐民”，为楚国之后的动乱埋下了隐患。楚惠王死后，楚简王楚声王两朝均无所作为，社会矛盾突出，政局动荡不安，楚声王竟然还是被“盗”所杀。

　　楚悼王即位后急欲摆脱使楚国摆脱困境重振雄风。相比之下，魏国任用李悝（kuī）变法，迅速强大起来。最为突出的是李悝任命吴起进行了军制改革，为魏国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武卒。在吴起的带领下，魏国军队以河西之战打败秦军，夺得了秦国河西地区，吴起遂奉命驻守河西。此后，吴起率魏军先后与诸侯大战七十二次，全胜六十四次，剩余并非战败而是和解告终。其中，阴晋之战吴起以五万从未立功之兵大败秦军五十万人，是秦国之前未有过及之后再未有的败绩，也是中国古代最为著名以少胜多的战役之一。吴起的军事才能由此可窥一斑，后人将吴起和孙武并称“孙吴”以尊之。吴起因功绩才能被魏国其他大臣所嫉妒，遭设计陷害，遂逃魏奔楚，未了其灭秦心愿。楚悼王欣赏吴起的才能，重任其为令尹治理楚国。吴起感恩于悼王，针对楚国之弊政乱象制定了变法国策。

　　吴起变法的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严明法令，使民信法。国不行法则积民怨，民不信法则弱国威。《韩非子·内储》记载吴起在魏国时曾通过移车辕而赏的方式逐渐使士兵信法遵法，从而在战场上人人拼死，大胜秦军。后世商鞅变法以立木为信开端，照此看来不过是仿效吴起而已。吴起深知要想在楚国变法成功，首先就要为国严法取信于民，通过此举保证了变法的贯彻执行。第二，整顿官吏，废除特权。《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载：“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

　　提高了行政效率，整肃了奢侈之风。此外，吴起坚决以“军功爵制”取代“世卿世禄制”，对无功劳的贵族及其后代则“均其爵、平其禄”，爵位只能世袭三世，同时大力奖赏有军功的将士。第三，开拓蛮荒，发展经济。吴起将一部分贵族从繁华地域迁徙到了蛮荒之地，勒令他们开发蛮荒，促进楚国经济的发展。第四，杜绝朋党，导引言论。严禁官吏结党营私，不准各种说客扰乱行政。第五，选兵练军，奖励耕战。根据士兵的身体素质和特点充作不同的兵种，奖励农耕和国防。吴起还亲自教授四版筑城法筑城，提高了郢都的城防。楚悼王非常认可吴起的变法主张。

　　在楚悼王的全力支持下，吴起变法迅速顺利的开展起来，楚国也随之焕然一新，陡然强大，一改被动应战为主动进攻。于是，楚国向北吞并了陈蔡两国，击退了三晋军队，在楚庄王之后又一次饮马黄河；向西攻伐了秦国；南平百越，疆域囊括了洞庭湖地区，直达南岭一带，促进了长江以南地区的开发，为楚国成为战国时期的强国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有效地“抚夷属夏”，使南方各民族接受了中原华夏的统治。一时间诸侯各国无不忌惮楚国的不断开疆。正当楚国如日中天时，楚悼王突然死去，在变法中利益受损的楚国贵族官僚势力迅速纠集在一起谋害了吴起，吴起精心策划的变法就此而终，楚国之政如旧。后世著述《吕氏春秋·察今》在谈及变法革新时，讲了楚人“刻舟求剑”的故事来比喻固守循旧的愚蠢，并明确指出：“荆（楚）国之为政，有似于此。”可见当时楚国朝政弊端之甚。三十年后商鞅在秦国变法，所主张的变法内容多与吴起变法相同，秦国由此成为战国之雄，灭六国而一统天下。论及二者，《韩非子·问田》中说：“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郭沫若在著作《青铜时代》中更是惋惜：“假使让吴起在楚国多做得几年，使他的政治得以固定下去，就和商鞅日后在秦的一样，行了法二十二年，虽然死了，法也没有变动，那么战国时代的中国，恐不必等到秦国来统一了。”

　　吴起变法虽然失败，但给楚国留下了广阔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和强大的军队，这无疑是一个国家强盛所需要的重要条件，加之楚悼王之后的楚宣王、楚威王都采取了正确的发展策略，既抓住时机征伐他国扩大疆域，也休兵养民保存实力，使得楚国达到了战国时期强盛的最高峰。楚威王时发兵攻越，原越国所占据的吴国故地尽归楚有，并在今南京清凉山筑金陵邑，开启南京金陵之称。此时，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都成为楚国国土，大半个天下为楚所有，国力更是“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成为战国第一大国。即使放之于彼时世界，与西方的古罗马、印度的孔雀王朝相比，楚国不为第一也是第二。

　　楚国虽大但只养贵族官僚，仍无法容下贤良人才。楚国贵族的特权、势力只在吴起变法时受到了短暂性的限制，吴起变法之后更无所束缚地发展，楚国国政逐渐被昭、屈、景三大族控制。国家资源高度集中在贵族手中，前期能够使楚国凝聚力量对外征伐，随着秦国商鞅变法后一强独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其弊端显得更加突出。贵族阶层为维护自身利益固步自封，不思进取；长期的特权思想也使他们自以为是，为所欲为；固有的高傲和目空一切更使他们自私而不谋国，重利而不识人，致使本属于楚国的优秀人才流失，有的反倒成为楚国的劲敌。战国时著名的纵横家张仪正是此典型。

　　据《史记》记载，张仪师从鬼谷子，与苏秦为同学，学成之后各自寻机施展抱负。张仪先是投在楚国令尹昭阳门下做门客。昭阳因军功卓绝而获楚威王赏赐国宝和氏璧，在一次欢宴中和氏璧于传看时丢失，有人告诉昭阳张仪最穷肯定是张仪偷拿了，昭阳抓来张仪毒打了一顿，无所获又放了张仪。此时，苏秦已在赵国高居显位，正在六国间推行“合纵”之策对抗秦国，虽合纵在六国，但也需防止秦国从中破坏。苏秦认为张仪才能在己之上，是去秦为官配合自己合纵的最佳人选，于是派人建议张仪来投靠自己。张仪到后，苏秦担心张仪此时贫困，会因小利而忘大义，放弃之前的抱负，遂以避而不见、当面羞辱的方式激将张仪，张仪不堪其辱，想到唯有秦国能制赵遂入秦。苏秦立即暗中让人资助金钱供张仪使用，但并不透露自己。待张仪到秦国后，凭其才能马上被秦惠文王任为客卿。这时苏秦暗中所派的人才将原委告诉张仪，张仪感慨万分，自认不及苏秦，为报恩也甘心配合苏秦合纵。同学间互敬互助，各自成就了对方，分饰列国以不同角色导演了一段历史，古今唯此二人，这就是有名的“苏秦激友”。及至张仪做到秦国相国，第一件事就是告知楚国令尹昭阳：当初你冤枉毒打了我，现在你要守好楚国，我必将盗取楚国的城池。

　　牧人以德者聚，绳人以刑者散。张仪在楚遭诬陷毒打，去秦即被马上重用，还能位居百官之首的相国，令人不得不深思。苏秦死后，张仪以“连横”之策大展拳脚，为破坏楚齐联盟，不惜冒险入楚，玩弄楚怀王于口舌之间，使楚国丧失大片土地。

　　张仪骗楚怀王若断绝楚齐联盟，秦国将赠送楚国六百里土地。楚怀王贪图小利，不听大臣劝阻断绝了楚齐联盟，要收地时张仪却说当初允许的是六里而非六百里。楚怀王大怒，发兵攻秦，反被秦打败丢失了汉中地区。第二年，秦国想与楚和，愿分一半汉中归楚。身为一国之君，楚怀王竟为报一己之怒而轻国之失地，提出只愿取张仪可以不要汉中。张仪深知楚怀王极其宠幸其爱姬郑袖，郑袖又对大臣靳尚言听计从。郑袖嫉妒心很强。楚怀王曾移宠于魏王所送的一个美人，郑袖为不失宠，先是表现出特别照顾新来美人的样子，获得了魏美人的信任和楚怀王的赞誉，然后假意告诉魏美人怀王不喜欢她的鼻子，让其再见怀王时记得掩鼻，之后又告诉怀王魏美人这样做是嫌怀王身有异味，怀王大怒令杀魏美人。郑袖以掩鼻之计重得宠幸。张仪利用这一点就计而行，借秦王之意出使楚国，暗中贿赂靳尚告知郑袖秦王将送怀王美人以换张仪，郑袖担心失宠于是为张仪说情，楚怀王不分轻重释放张仪返秦。

　　正因楚怀王的昏庸，于外，不明时势，忽而联齐抗秦，忽而联秦战齐，国策频变失信于诸侯，使国力耗尽；于内，不辨忠奸，听信任用靳尚、子兰等佞臣，疏远屈原等贤良，使国政混乱；于己，不修才德，连做梦都是“云雨巫山”，虽曾有灭越拓土之举，但终使楚国徒有广阔疆域，大而不强，自身也被秦所骗拘禁于秦国。值得赞誉的是楚怀王致死也不肯出卖国土而换自己自由。

　　楚怀王死后，楚顷襄王即位。楚顷襄王之昏庸似其父，又甚于其父。顷襄王一心想如怀王一样梦会神女云雨巫山，可惜神女之心不在顷襄王，宋玉由此写出了有名的《神女赋》《高唐赋》，于是就有了“襄王有意，神女无心”的典故。后人又延续出了神女规劝顷襄王应专心社稷勿散情心的猜想，实是在叹惜顷襄王醉心玩乐而误国政。在秦军大军压境时，顷襄王竟仍带宠臣外出游猎，不理国政，大臣庄辛诤谏无果，失望至极离楚去赵。其时，楚国大将庄蹻（qiāo）领兵已为楚国在西南开辟出大片土地，进抵滇池，无奈秦军占领了楚国黔中地区，回路已断无法回报楚国，便建立了滇国，自立为滇王。庄蹻也是我国有记载的最早开发西南边疆的历史人物。不久，秦军在大将白起的率领下，攻入郢都，焚毁了历代楚王的陵墓。有传说白起是楚平王时被废太子的后代，若属实那致楚国两次亡国就都是楚人所为了。《战国策·中山策》记述这时的楚国“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楚人自战其地，咸顾其家，各有散新，莫有斗志”。与上一次都城陷落后同仇敌忾相比，这次楚人毫无斗志，只顾家而不忧国，民心离散，楚国数百年来所留下的最宝贵兴国之基已被动摇。流放途中的屈原听说秦军已占郢都，怀着一腔爱国热情和报国无门的哀怨自沉汨罗江。传说屈原投江日是五月初五，后人怀念其高洁情怀，每年以包粽子、赛龙舟等方式纪念，遂有端午节。

　　楚国无力收复失地，昔日的楚国腹地，曾经楚国兴起的发迹地，历经几代人开辟出的江汉地区沦为秦国国土。为了对该地区进行有效控制，秦国设置了南郡，郡守即在原来楚国的都城郢都纪南城。曾经堂堂第一大国的楚国都城竟然沦为别国的一郡，无奈楚人聊以余地自慰，楚顷襄王又迁都于陈（今河南睢阳），也称陈郢。也许顷襄王在此想到了其祖楚庄王施仁复陈，楚悼王强国并陈，才有其今天容身之地，急请当初诤谏他的大臣庄辛回国议政。庄辛回国后以“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劝谏顷襄王，方有之后楚国的振作，发兵夺回了一部分失地。秦国此时的国力即使六国也不可挡，楚国只好送太子赴秦为人质，与秦国讲和。

　　楚顷襄王病重，在秦国陪侍太子的大臣黄歇用计送太子回到楚国，是为楚考烈王。考烈王即位后，命有功的黄歇为令尹，封地于淮北，后又改封江东，号为春申君，与赵国平原君赵胜、魏国信陵君魏无忌、齐国孟尝君田文，并称战国四公子。今上海地区因属其封地，故别称申城，著名的黄浦江也因黄歇的修治而在古时被称为黄歇浦、春申江，黄歇堪为开发上海的第一人。春申君能言善辩，颇负智谋，顷襄王时曾以“善楚有利”说服秦王，挽救楚国于濒亡之中；担任楚国令尹后，灭鲁开疆，发兵救赵，举用荀况为兰陵令，还在六国合纵中使楚王被尊为“纵长”共同抗秦，甚有功绩。但是在黄歇执政时楚国贵族官僚政治发展也达到顶峰，其门下食客三千，独揽朝政，极尽奢糜。《史记·春申君列传》记载赵国平原君门客出使楚国，欲想表现一下身为平原君门客的奢华，于是头戴玳瑁，剑饰珠玉，哪知见到春申君后才发现其上等门客都穿着珍珠做的鞋，方感惭愧不及。随着权力的扩大，春申君势力急剧膨胀，挥霍之极令人咋舌。一百多年后，司马迁探访了春申君封地故城，在撰写《史记》时仍然感叹“宫室盛矣哉！”

　　可想而知，如此风气之下的门客怎能有益楚国复兴，滞后的用人机制反致楚国社会阶层固化，国政更加暮气沉沉，相较楚国，秦国则唯才是用不避贵贱，广纳各国贤士，显得朝气蓬勃。楚国不少怀才之士，进无报国之门，退无可耕之田，多离楚入秦效力秦国，其中最为知名的是李斯。李斯原为楚国小吏，其看到厕中鼠肮脏，闻人犬声而恐惧逃跑，又看到仓中鼠硕大，无人犬之忧，由此感叹世人如鼠关键在于所处环境。李斯曾师从荀子，学成后认为六国均无可建功，于是入秦拜于吕不韦门下，后成为秦国丞相，辅助秦始皇一统天下，奠定了中国两千年政治制度的格局和国家的基本版图，立下不朽功勋。感叹又是楚人强他国！受秦国的兵威所迫，考烈王再迁都于寿春（今安徽寿县）。而此时的春申君正在图谋更多利益，上演了对王位偷天换日的阴谋。

　　楚考烈王即位后久无子嗣，事关王位继承和朝政稳定，春申君十分担忧，接连向考烈王献女数名仍无结果。赵国人李园听说后，请求事奉春申君作家臣，并向春申君进献了自己的妹妹，待其妹被春申君宠幸后有了身孕，又马上与其妹妹谋划了窃国阴谋。李园妹妹依计劝谏春申君：楚王现无子嗣，楚王若死王位将由其兄弟继任，恐对您不利，现在我已怀孕却无他人再知，不如将我进献给楚王，若生子则大人富贵可保。春申君私欲膨胀遂从其言，楚考烈王果然得子，并立为太子，李园也由此得势。考烈王病重时，春申君门客朱英提醒春申君小心无妄之祸，认为李园是小人将来必生乱，建议春申君杀掉李园代行王事，而春申君则认为李园只是一“弱人”不足为虑。朱英见春申君不听己言，担心祸及己身匆忙离开了楚国。不久，考烈王病亡，李园果然命密养的死士刺杀了春申君。司马迁在《史记·春申君列传》中感叹“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此言正中其害，更被后人广泛引用。有记载说春申君黄歇出自今武汉江夏，死后也归葬在了江夏，至今在江夏郑店街黄鹤庄仍保存有黄歇墓。黄歇的后代在其死后为避祸乱以江夏为中心向四周迁徙，据说今黄陂、黄冈、黄石、黄梅等地之所以带“黄”均与此有关，而后世黄香、黄忠、黄盖等黄姓名人则多为其后人，因此即有“天下黄氏出江夏”一说。

　　无独有偶，千年盛传吕不韦也曾献赵姬生嬴政图谋秦国，而嬴政终是一代雄主，使秦一统六国横行宇内，以始皇帝传世。反观楚国真实发生的借子谋国，却使楚国走向灭亡。楚考烈王死后，楚幽王即位，李园辅政独掌大权，楚王族内很多人心怀不满，使得国内动荡不安，而楚幽王在位仅十年就亡逝，更加剧了楚国的内乱。楚幽王死后，其同母弟即位为楚哀王。仅两月，楚哀王又被其庶兄负刍手下袭杀，负刍由此执掌楚国国政。

　　于此同时，秦国也刚刚经历了荆轲刺秦王，秦王嬴政无比愤怒加快了伐灭六国的速度。秦军乃虎狼之师，所向披靡，相继攻灭韩、赵、魏后，灭楚也提上了日程。论及灭楚所需兵力，秦将李信向秦王保证：不过二十万。老将王翦则表示：楚乃大国，非六十万不可。秦王认为秦军无敌于世，王翦老矣，遂令李信领兵二十万伐楚，结果大败而归。这是秦军在灭六国战争中遇到的最有力抵抗。秦王不得已又请老将王翦领军六十万再伐楚。王翦领军抵楚地后，只与楚军相峙并不进攻，一年之后楚军防守逐渐松懈，王翦挥军猛攻，楚军大败。秦军一路追击剑指楚都寿春，杀将军项燕，俘楚王负刍，楚国灭亡。楚人间开始流传“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人闻知既懊悔又振奋，秦人闻知则多有胆寒。

　　秦统一六国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王嬴政自认功绩“德兼三皇、功盖五帝”，遂启皇帝之称谓，自称始皇帝，后世称其为秦始皇。秦始皇为震慑六国故地了解郡县局势，一统天下后多次出巡。《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又记载：“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可见，秦始皇曾多次出巡故楚腹地，是经过武汉地区的。相传，秦始皇历经武汉时曾令李斯刻石“水府”于此，后来流传有“天下水府十八处而汉口最佳”一说，如今在汉口龙王庙公园重新树立了水府碑以示纪念。即使如此，历史终究应验了那句一直让秦人胆寒的话。

汉口龙王庙

　　公元前209年，秦始皇刚刚逝世不到两年，楚人陈胜吴广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率众起义，并建立了“张楚”政权，其故国情怀不言而喻。一时间，楚人四方响应，楚将项燕后代项梁、项羽，沛县刘邦等纷纷起兵，波澜壮阔，席卷天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以楚人为主体的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之后发生的楚汉之争，其实就是楚人间的一场斗争。汉朝建立后，其皇室和初期的将相元勋，绝大多数也是楚人。六国均亡于秦，而独留“亡秦必楚”，未见韩赵魏齐燕有此豪情壮志，实是楚国有着与众不同、厚重、灿烂的文化，已深植于楚人精神世界中，为其他六国所不可比，智谋之人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遂有此言。

　　楚国文化绚丽多彩，与中原各国相比既有同源，又独树一帜，各个领域成就卓绝，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泽被至今，在我们的精神世界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文学上，屈原根据楚地语言特色创造出了楚辞，其写下的名辞《离骚》更是世代吟诵，乃至“骚人”等同“诗人”。西汉文学家刘向汇总了屈原、宋玉等人的楚辞作品编辑成集，命名《楚辞》。《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与《诗经》在我国文学史上双星闪耀，这种文学体裁也由此得名“楚辞”。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楚辞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了新的文学体裁“赋”，两汉魏晋时期“赋”盛行一时，之后产生的唐诗宋词也都有受到楚辞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能够使楚辞流传下来的古代“毛笔”和“竹简”也与楚国密不可分。对于毛笔，一直流传有“蒙恬造笔”，其实不然。1954年长沙左公山战国中期的楚墓中出土了整套的书写工具，其中就有毛笔，这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毛笔。毛笔倒有可能是楚人所造。蒙恬充其量是改良了毛笔。楚地生产竹子，楚人就地取材加工处理制成书写竹简。1993年湖北沙洋楚墓出土的郭店楚简是目前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原装书。至于文字，秦始皇时书同文，以小篆为九州统一文字，而创造制定小篆的是楚人李斯，楚文字对其影响与否不言而明。

　　音乐上，楚歌楚乐风靡秦汉，名曲乐器至今为人叹服。千古流传的知音典故就发生于楚地楚人，名曲《高山流水》也自然属于楚乐；项羽霸王别姬时所唱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汉高祖刘邦夺得天下后返乡时所唱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都属楚歌，可见楚歌在当时的影响力；现在总被人提起的《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也都是楚歌，史载曾有人在郢都闹市放声歌唱，初唱《下里巴人》时数千人同和而歌，又唱《阳春白雪》还有数十人同和，由此也可见楚人对音乐的热爱和楚乐的普及。震撼世界的“曾侯乙墓编钟”中，一镈（bó）钟上有铭文记载此是楚惠王为感谢曾国曾救过其父楚昭王而送给曾侯的，这套编钟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早具有十二个半音的乐器。

曾侯乙墓出土编钟

　　哲学上，孕育了道家思想，产生了一大批哲学、思想家。老庄思想都产生于楚国；老子以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和一定的唯心主义提出了“道法自然”、“小国寡民”、“福祸相依”等观点，被道家奉为始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完整宇宙观的哲学家，在中外哲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影响至今；庄子以朴素的唯物自然观和相对的唯心主义论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关系，追求精神上的绝对自由，提出了著名的“逍遥游”式的人生观；此外，还有老莱子、鹖（hé）冠子等许多道家思想家。

　　军战上，楚国不仅有自己的军事作战理论，还十分注重武器的研发和改进。《汉书·艺文志》记载：“《楚兵法》七篇。图四卷。”此书是楚人在长期军事斗争经验基础上进行梳理、汇总进而形成了理论，可能是由国家组织编撰，故以国名命名，而其他各国均无此举。《越绝书·外传记宝剑》记载楚昭王命风胡子寻著名的铸剑师欧冶子为其铸造了三把宝剑，分别是“龙渊”、“泰阿”、“工布”。其中，“龙渊”就是后世所称的“龙泉”宝剑，唐朝时为了避唐高祖李渊名讳才被更名，又称七星宝剑；“泰阿”也称“太阿”，曾被楚昭王所持杀退晋军，威慑千军，这可能是最早有记录的铁剑。史载楚昭、惠两王时，楚国佩剑成风，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古人的佩剑习俗。名篇《滕王阁序》中提到的“龙光射牛斗之墟”的龙光就是“龙渊”、“泰阿”二剑的剑气所致。楚国铁剑一度使秦王忧虑：“夫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唯恐楚国图秦。楚惠王时还请公输班（鲁班）赴楚为楚军改进武器。鲁班先为楚舟师制作了水战器械，使楚军在对越作战中常处优势，后又为楚军制作了云梯准备攻宋，使墨翟（墨子）大惊，日夜兼程赶赴郢都面见楚惠王劝说不要攻宋。当时很多先进武器都是由楚传至他国，如越国连弩就是由楚人范蠡引入。

　　科技上，无论天文历法还是冶炼铸造，楚国在当时都首屈一指。战国时楚国天文学家甘德创造了“甘氏四七法”记录和测量星体运动，后人由此推测二十八星宿体系可能主要是由其创立。甘德还制成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星表，所记录的星体之多令人咋舌，要知道这是甘德在没有精密仪器的时代完成的，更令人惊奇的是，现代有天文学家指出依据甘德的记录早在公元前四世纪甘德就发现了木卫二，两千年之后，西方的伽利略才使用望远镜知道有木卫二的存在。甘德还写成了一部天文学著作，后世将其与同时代天文学家石申的著作合编成《甘石星经》，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楚国的冶炼铸造水平非同一般，已出土的楚国青铜器中不乏形饰精美的礼器，楚人还独创了富于个性的“楚式鼎”，在乐器上楚国的铸造水平更见高超。楚国编钟以规模宏大、图纹绚美、音律精准著称，因此在铸造时既要考虑形、纹，还要保证音准，其水平可见一斑。

 

　　农商上，楚人已经掌握了较为先进的农耕技术，同时生产力的跃进也促进了商贸的繁荣。楚国是较早推广铁器农耕的国家，并且修筑了大量的农田灌溉工程，如知名的大型引水工程芍陂（què bēi）等，春申君时还在其封地内兴修塘陂以助农业生产。楚国还产生了农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许行，许行反对不劳而获，一生身体力行于农业，讲传农业生产知识。楚国商业发达，楚国蚁鼻钱是当时南方地区的主要货币。武汉地区地理位置优越便于商品贸易，史载楚怀王时鄂君启曾组织过庞大的商队，其水上商船一次就能出动150艘，据推测，商船很可能是从鄂地出发经梁子湖进入长江，然后再通过水路到各地贸易。鄂君启的商贸不仅有楚怀王亲自颁发的“鄂君启节”，在楚国各地畅通无阻，还享有一些免税的特权。楚国的郢都更是当时最大的城市之一。东汉桓谭所著的《新论》有载：“楚之郢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弊。”可见其人口众多，经济繁荣。

楚国蚁鼻钱

　　楚以一国之兴亡，留给世人无限思考。楚以子男之爵，负南蛮、守燎之辱，胸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创业精神，起于一箭蛮荒之地，举贤良、立“师保束王”之规、行“茅门”之法，上有致死“欲观中原之政”、不游摄魂忘忧美景、自感寒冷而心念百姓之王，下有毁家纾难、清正廉洁之臣，内有邓曼、樊姬之助，岂有不兴之理！再至筑章华台自享、不举贤而专好细腰美人、寄梦神女云雨巫山、不辨忠奸而诛杀贤良……得鱼忘筌，又怎有不亡之理。

　　楚之亡，是亡于秦吗？有历史学家统计从秦武帝到秦始皇，秦国共出了21位丞相，楚人就占了三分之一，真是“楚才秦用”。楚国人才济济，为晋用旺晋，为吴用强吴，为越用兴越，为秦用则一统天下，终致亡楚。再观楚国，每有贤君执政即人才频出，每有实际革新即国运昌盛，其中却少见吸纳举用他国人才的事例，仅有的吴起之用，本能使楚代秦一统天下，终被垄断国政的楚国贵族所杀。如今词汇中留下的“苦楚”、“痛楚”是在为这一古国悲哀，还是警醒后人莫涉楚人后尘？

　　仰天长叹一声：天意高难问！